王海光:回忆录的写作和当代人的存史责任
2010年01月11日 14:09《炎黄春秋》 】 【打印共有评论0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5期 作者:王海光

中国当代史是发生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急剧变动的大时代的历史。置身其中的人们,将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所见所闻的人与事,所感所受的情与理,以回忆录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是丰富我们民族记忆,提供文化积累价值的极有意义的事情。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薪火传递的文化使命。当代中国所发生的社会历史变迁,是三千年未有过的大格局。我们置身在这个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所经历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其复杂性可能是后来人难以想象和难以体会的;同时,由于这是一段在跌宕起伏中疾行的历史,历史场景变动极为频繁,不免会给后人留下许多空白。所以,每个历史的经历者都有责任为后人存史。正是出于此意,韩钢教授在《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座谈会上提出:当代人要写当代史,立刻得到了学界同仁广泛赞同。足见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能否为后人提供一个真实的历史样本,会直接影响到他们鉴往知来的历史感知能力。一份留有许多空白的历史记录,会造成人们对历史的误读和误解,甚至会对后人的历史观产生严重误导。这从我们代际传承的文化责任来说,则是“罪莫大焉”了。然而,复原历史的工作难度很大,仅仅靠留有大量文献档案材料和影像资料是很不够的,还得需要知情人的说明和补充。档案中保留的原始文字资料和当事人追记的回忆录,是复原历史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如果把档案文献资料当作历史现场的物证,回忆录就是历史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词。历史不仅是档案文献,更多的是表现在字外文章上。当事者和知情人的记述,有着档案文献资料不可替代的存史价值。

第一,档案文献对历史的记载是有限的,文字记录缺失,文字记录不存,文字记录有误,这在历史学研究领域都是屡见不鲜的。以中共中央出兵朝鲜决策为例,迄今为止,即便是官方出版物,都未曾公布过中央高层几次会议商讨的记录。有研究者推断,很可能当年的会议没有记录。在缺乏文献的情况下,彭德怀的自述、聂荣臻的回忆、杨尚昆的访谈录,这些当事人的口述资料便显得弥足珍贵,否则,出兵决策过程很难知晓。

第二,档案文献中记录的资料,有许多是经过选择性处理的。有些重要的历史细节可能当时没有记录下来,也有些是在选择性的记录过程中被过滤掉了。以1967年“全面夺权”的决策过程为例,如果只看到毛泽东对上海一月夺权的支持和肯定,似乎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实际上,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家宴上已经表明了他的意图。这次生日家宴的参加者,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这些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物。毛泽东即席讲了很长的一篇话,主题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表示了他要将“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的决心。家宴自然不便记录,幸赖王力有个事后回忆,人们才知道“全面夺权”的来由。(《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第100——104页。)

第三,档案文献的记载对当时历史场景往往忽略不记,而这样的历史场景可能是比文字记载还重要的历史记忆,离开了这些场景就有可能说不清楚历史事件发生的真相,后人很难具有那种生动具体的历史现场感。以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为例。公开发行的毛泽东文稿中说的是,“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但有的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当时在会上讲的是,“谁叫我是党的主席呢?!”两段话的语气态度完全不一样。再以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例。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并成为以后发动“文革”的起因之一。但仅从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还不足以看出来毛泽东有多么大的不满情绪。具体情况只有来自知情人的回忆。曾志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毛泽东私下说“有人就是往我头上拉屎尿”之类很有情绪的话,只有在他们面前才能讲出来。(《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第432页)也正是由于曾志和其他当事人回忆了这些细节,我们才能得知毛刘分歧发生的严重性,看懂一些他们讲话记录中的弦外之音。

第四,档案文献是对当事人已经表现出来的言行记录,在这些当事人言行中的情态、感受和复杂的思想动机,是不容易把握住的。这就需要通过当事人的回忆作一补充,才能窥其真意。以1959年庐山会议为例。薄一波作为主管工业的副总理,事先准备在会上的发言稿是原要讲一讲“大跃进”的缺点和问题,但上山后看到会议的风向变了,不敢再拿出稿子来,转而又违心地参加到批彭德怀的行列中,才得以侥幸过关。(《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67~869页)他的这一段复杂的心路历程,在相当多的高级干部中具有普遍性,也只有在他们自己的回忆录才能袒露出来。

对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记录,不仅要有档案文献,还要靠当事人的回忆录,否则一些重要的情节和参与者的情感心态是很难清楚的。如1959年庐山会议的真相,人们长期是知有其事而不知其详。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的回忆录出版,填补了这一段历史的空白,世人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所以由纠“左”转到反右的具体经过就全然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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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海光   编辑: 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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