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与“两个凡是”的关系

“两个凡是”的提出过程

华国锋因“两个凡是”的问题饱受诟病。对此，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如此描述的：“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两个凡是”华虽然难脱干系，但事情也不像流行说法那么简单，“两个凡是”口号的筹划到最终在成形，华都不是直接的参与者。那么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华国锋第一次提到与“两个凡是”有关的表述是在1976年10月26日。在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时，谈及揭批“四人帮”问题，他说道：“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 这段话是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但是，其立意和形式都表明，这段话可以视为“两个凡是”的雏形。

但“两个凡是”的提出过程中，华国锋并非是最主要的参与者。

1977年的年初，在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复出问题成为大家关心的焦点。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 。华不是不愿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他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他预设的“大局”，其关键就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的底线。

为此，汪东兴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到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也就是这次起草，带来了原版的“两个凡是”。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提出“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 这是中央理论学习组讨论“两个凡是”问题的雏形，理论组也按照李鑫讲话的核心意思拟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后来李鑫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谈到了当时为什么会提出“两个凡是”。他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

这是“两个凡是”第一次被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到的说法，正是“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与日后为人熟知的“两个凡是”的表述是有所差异的。李鑫的回忆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但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同时还作了些修改，又经过理论组讨论，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第五稿。这个表述经过汪东兴的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于2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就是著名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这也是“两个凡是”口号的最终成型。“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华国锋自己说过的“两个凡是”

有意见认为从“两个凡是”口号的筹划到最终在社论上成形，华都不是直接的参与者。这个叙述应该是没错的。但并不代表华本人与“两个凡是”无关。

在接下来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件事，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到了“两个凡是”：“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问题就能正确地、妥善地解决；离开了这个立足点，就会引起思想混乱，不但妨碍问题的解决，而且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对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已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最后华国锋总结：“总之，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这里，华国锋所说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的“两个凡是”，与之前《学好文件抓住纲》中“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虽然在字句上不完全一样，但立意和主要立场是相同的。李鑫自己所说的立场“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与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声明的“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实际也是异曲同工。

华国锋自己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

对此，华国锋本人也是承认的。1978年12月13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的讲话中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据与会者于光远的回忆。对这个问题，华国锋作了这样一个说明，他说：“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他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弄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的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接着他讲：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要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帮’。但在他的上述思想指导下，这篇社论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国锋认为“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他说：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他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主要由他承担。在这个问题上，他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从这个华国锋自己做的说明中，我们也能看出，他承认“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指导思想和造成的结果上是相同和相似的。因此，虽然“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我们熟知的“两个凡是”的提出从筹划到最终成形，华国锋都不是直接的参与者，但《关于建国以来当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的叙述也是有所根源、不失恰当的。

参考资料：

韩钢：《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

《华国锋、纪登奎听取中央宣传口汇报时的讲话》（1976年10月26日）

《李鑫传达华国锋同志的讲话》（1977年1月14日）

《关于李鑫同志的几个问题》初稿，时间不详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于光远：《1978年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