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工作人员等级工资之间相差25倍，在毛泽东看来仍旧太多。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不只是高薪问题，还有特殊待遇的问题。行政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虽然不再同时享受供给制的待遇，但依旧享受着供给制残留下来的紧俏和质优商品的特殊供应(时称“特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分别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住房等各种特殊待遇。

有关各级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问题，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苏联人的作法，制定了相当细致复杂的具体规定。所有这一切，自然都是严格地按照等级来划分的，比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以最典型的住房标准为例，开始实行工资制即有了严格按照等级分配的规定，像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明文规定: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一级可享受180～18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二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六级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七级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八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九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如此等等。

但毛泽东发现，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提到如此之高，各种问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层出不穷。仅仅因为级别稍有不同，待遇有所差别，就有人公开吵架告状，以至痛哭流涕。毛泽东对此极为反感，他不止一次在党内公开批评说:工资固然应该增加，但“现在看起来工资有些不很适当，已引起人们的不满”.更奇怪的是，级别高了，工资多了，“闹地位、闹名誉，争名夺利这个东西也多起来了。过去的那个拼命的精神，过去阶级斗争的时候，跟敌人作斗争的时候，我们那种拼命的精神，现在有些同志身上就消失了。讲究吃，讲究穿，比薪金高低，评级评低了痛哭流涕……据说还有几天不吃饭的”，“为个人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算什么?他甚至气愤地训斥道:“至于你那个几级几级，就是评得不对也要吞下去!”

废弃供给制，实行工资制，固然不可逆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越来越认定，这未必是一种进步。他断言，共产党人仅仅是因为要迁就现实，才不得不做这样的让步，但让步的结果，却让出一个“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等级制”来。(笔者注:这是1974年毛泽东在谈到八级工资制时的说法)这实在让他始料不及。他对工资制改革所带来的等级制后果公开表示质疑，“供给制改成工资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是，那次改变有很大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不仅高级干部的薪金太高了，而且因为你高一级，我低一级，那么大的差别，弄成“父子关系，猫鼠关系”，把党的传统都丢掉了。

毛泽东常常念起供给制的好处

权力高度集中的等级制与高工资、高待遇一旦结合起来，不可避免地会使整个社会重新回复到传统的“官本位”的孵化器之中，进而导致政治渐趋官僚化。对于这种趋势，毛泽东曾反复批评，并多次发起政治运动，开展整风。他为此再三提议降低高级干部的待遇，且强调供给制的好处。他甚至一度赞同做部分恢复供给制的尝试。正是在毛泽东的这种压力之下，1959年2月和次年10月，中共中央两度下令降低高级干部的工资。

十分明显的是，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和日渐认定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变质，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担忧逐渐强烈起来。他对苏共所以走向“修正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建立在苏联党政工作人员已经蜕变为一个享受高工资、高待遇的官僚特权阶层的认识之上的。他再三提醒说“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而且后者一定占多数，因此，“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就突出强调了他的这一观点。公开信在详尽地剖析了苏联特权阶层的种种表现之后，明确写道:“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可知，纵使几度降低了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中国党政高级干部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收入待遇差距仍旧十分巨大，“高干”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一个有着特殊地位、特殊身份和享受着特殊待遇的特殊阶层，即所谓“高干”阶层。毛泽东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他自然怀疑“官本位”亦即“官僚主义”已深入相当多数高级干部的骨髓之中。注意到这种背景后自不难了解，1966年“文革”的发动，固然与党内斗争有着密切关系，但至少在毛泽东看来，他所反对的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及其“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这种官僚特权阶层的代表。“文革”发动之初，群众斗争矛头直指干部特权问题，与此不无关系。

然而，毛泽东到底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来改变这一切。他一度设想过并且推动过的“干部参加劳动”、“五七”干校等，都不可能成为一种根本替代现有分配制度，或阻遏等级制负面影响的有效办法。这也正是为什么虽然再也无法回到供给制去，毛泽东却还是常常念起供给制的好处，相信“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这样一种困惑与遗憾，一直萦绕在其脑海中，挥之不去。

杨奎松 (来源:《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