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钱这个东西是很讨厌的”

然而，无论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主张，还是对二战后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公职人员收入分配的情况，毛泽东这时似乎都不甚了解。这或许也是他不能对等级工资制的建立表示异议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再加上党内对苏联经验的迷信，使得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显得无所作为。他只能把问题归结为金钱本身存在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钱这个东西是很讨厌的，可是我拿它也没有办法，现在谁拿它也没有办法，列宁也没办法，总归还得有。”(《毛泽东遗物事典》，红出版署1996年版)

还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已经对后来的供给制的等级趋向表示不满了。1947年3月胡宗南部占领延安，毛泽东明确表示这是好事情，至少“打碎了庞大机构、官僚腐化”，逼得过去那种“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供给制标准也改了。他甚至讲:“供给标准就这样好，打到南京上海都不要再提高。”(《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949年中共中央初进北京城，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时，一位军队将领当场提出:资本家吃饭时要摆五六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这不行，军队应当增加薪水。与会者当时多表示支持。毛泽东却当即提出不同意见，他直截了当地反驳道:“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多半是基于上述种种情况，毛泽东对工资改革问题，一连几年都相当低调，很少介入。直到1956年春，即斯大林去世两年后，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公开承认斯大林模式存在严重问题，毛才逐渐开始出来讲话。

在初步反思几年来照搬苏联经验的利弊得失的情况下，他尽管委婉却很明确地开始提出:现在的工资标准把收入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在1956年全面推行工资制度改革前夕，他特别在党内高层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工资可以增加一些，但要“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

毛泽东的这一提醒显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1956年公布的新的工资标准较以前没有任何带趋向性的变化。对此，毛泽东显然不满意。工资改革工作的帷幕刚刚落下，他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现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提出了批评。他在为大会做结论时专门就此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也减少一些薪金。”他并且提到，不仅是薪金的问题，实际上还有特殊待遇问题，“一是物资供应，一是警卫太多，必须很好地注意加以改变，以身作则，才能号召人民艰苦奋斗，同甘共苦”。正是基于这一点，据说毛泽东坚持不接受最高级别的工资待遇，只同意拿400元左右的工资。(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依据毛泽东历年生活费收支报表所记，说毛泽东从1955年7月中国实行薪金制开始，每月工资即为404.8元，以后一直没有变动过。但此说尚可存疑.因为404.8元的工资标准，应当是在1960年中共中央再度明令降薪以后确定下来的。另外.即使在稿费被一律取消的“文革”前后。毛泽东也一直享有最高标准的稿费待遇，因而其稿费收入在“文革”初期即已达数百万元之多。虽然这一收入毛并未用于个人或家庭生活开销，且几度表示要将稿酬的大部交党费，但他在世期间，仍只有他可以支配使用。)

有人为级别待遇吵架告状、痛哭流涕，毛泽东极为反感

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批评，终于引起了周恩来等人的重视。1956年的工资改革刚刚完成，国务院就迅速拟订降薪方案，上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很快发布指示宣布:党政高级干部，即行政十级以上干部全面降薪。降薪后，行政一级由560元降为504元；二级由505元降为454元；三级由450元降为405元……十级由190元降为184.5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各级工资间的最大级差数，从28:1变成了2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