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墨：许多人都把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视为新中国建设的黄金时期，由于政策开明，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中国在一无资料，二无技术，经济基础薄弱，外国专家突然撤走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收获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建设成就。郭永怀此时回国，可以说是适得其时，人得其所，才得其用。

解说：1957年6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郭永怀的一篇文章《我为什么回到祖国》，他写到“由于执行了百家争鸣的政策，对所有问题我们都空怀若谷，不经过讨论，就没有定论。对每一方面我们需要权威，但是权威绝不能专有真理。这点，我相信一年以来，已经是做到了。”

此时的郭永怀身份是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所长是钱学森，他们二人一人抓规划，一人抓落实，契合无间，这就是为后来科学界所艳称为“冯·卡门学派兄弟搭档”。

俞鸿儒（中科院力学所院士）：钱学森是大刀阔斧，非常果断，但是郭先生是非常细腻，非常周到，所以他们这样互补。那个时候我们的力学所很小，到人民艺术剧院去看话剧，包了个车来，包了车大家都坐上去，他们忙，来的晚，一上来别人都坐完了，那么别人就要让座，让钱学森坐，钱学森说不能坐，先到先坐，后到后坐，绝对不能坏了这个规矩。那么别人坐不住啊，他站在边上，别人那怎么坐的住，那么这时候郭先生就说，你这规矩是个形而上学的规矩，你站这里别人没法坐，你不是干坏事吗？你还是坐吧，就说了半天，最后呢郭先生坐下来了，钱学森还是不坐，就是一直到那。

解说：五六十年代，是二战后西方科技发展最迅猛的时期之一，尤其是处于上升期的美国，郭永怀的回国对个人而言，意味着从十几年来所遨游的学术前沿全身而退，对于一个杰出的科学家而言，退出学术前沿其代价不言自明。

俞鸿儒：所以他第一次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就说，他回来把个人的学术成就已经不计较了，他只是想，怎么能够把咱们国家的科学事业搞上去。

解说：提升一个国家的科学实力谈何容易，何况郭永怀面对的是当时几近隔绝封闭的中国，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筹建力学所资料室，把个人所带的资料全部奉献了出来。

俞鸿儒：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有一次，那个是搞技术革新，那么钱学森先生领来两个，一个超声波，一个涡旋管，那么要给它评论一下，涡旋管是我协助钱学森来评的。那个要求很急，晚上11点找我去说，说完以后我出来都快12点了，郭先生在门口马上就把几盘资料就给我了，那涡旋管这个是很偏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带的资料有关的带的非常全。

解说：郭永怀在美国带博士的时候，学生都怕他，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他曾经把一个三十多岁的高个男博士给训哭了，博士的妻子许多年以后对此都难以理解。这个外表憨厚的中国教授，何以有如此的威力，但在中科院力学所的学生心目中，郭所长没有训哭过人，倒是经常有苦口婆心似的告诫，基础要扎实，实验多动手。

俞鸿儒：当时一回来以后，我们当时五个研究生，他说你们四个做实验，这个考虑他是这样考虑，他说中国人不大会做实验，实验也非常重要，是一个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