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抗命不解决汤玉麟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又把侵略矛头指向了华北地区，企图占领热河，进逼平、津。在日本看来，热河省属于“满蒙”的总概念之内。

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自发组织了抗日义勇军，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热河是关外抗日义勇军的物资输送和人员补充最重要的通道，“伪满洲国”成立时公然将热河划入其“疆域”，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切断这条通道。但是，敌我力量悬殊。抗日义勇军虽然顽强抵抗，但斗争日益失利。基于此种情况，大部分的义勇军大多撤退到热河省境内。此外，热河在关外，保有这样一大片区域，对翼护平津至关重要；反之，若日军取得热河，则可俯视华北，进窥平津。而且就攻防战略而言，热河多山，易守难攻，平津地区则是一片旷野，是日军飞机、坦克、重炮的用武之地，故而欲护卫平津，必须先保住热河。

为了巩固伪满洲国的疆界，进而侵占华北地区，同时封闭东北义勇军与关内联络的通道，日军做了新的军事部署，派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指挥的第6、第8师团及混成第14、第38旅，骑兵第4旅和航空会、海军各一部4万余人以及3万多伪军。

1933年2月23日，日军发起“热河作战”，仅仅10天，面积18万平方公里的热河省即全部沦陷，举国震惊。

热河瞬间沦陷的直接责任人，毫无疑问是当时的省主席、奉系军阀汤玉麟。此人土匪出身，嗜财如命。其治理热河，横政暴敛，大种鸦片，汤部热河兵力号称8万，其实大部分吃的空饷，实际兵力不过2万左右，且军纪败坏，战斗力极为低下。

汤玉麟视热河为个人私产，热河沦陷前夕，汤玉麟不去指挥作战，而是忙于征集卡车赶紧把鸦片、家产运往关内。他宁愿与日军互通款曲，被日军攻陷，也绝不愿意其他部队进入热河。

汤玉麟治理热河，苛刻残暴，以至于人们将入侵的日军视为解放者。张学良也曾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热河境内，即有二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时任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理事的胡适，也有自己的见闻，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在后援会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汤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欢迎敌军”。日方资料证实，承德百姓确实拥上街面欢迎日军，由此可见，汤玉麟的为政苛暴到什么程度。

汤玉麟如此昏暴，蒋介石早就要求张学良将其废黜，但一直被张学良借故推脱。

1932年一o二八抗战爆发后，为减轻上海方面的压力，政府曾决定进兵热河，计划将山西的驻军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等部调往热河。结果因张学良的反对而作罢。

对热河在抗日大局层面的战略意义，南京方面是有充足认知的。热河政权操于昏聩无能的汤玉麟之手，不解决汤玉麟，则一切都是空谈。1932年6月的庐山会议中，蒋介石、汪精卫已共同决定命张学良先解决汤玉麟，占领热河。蒋以手书交汪精卫带给张学良，嘱其依计行事。但张学良并无动作，更与造访北平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彻底闹翻。

7月7日，蒋致电蒋伯诚，再建议张学良“先派兵三旅，用夜间动作开到热河附近，使倭与汤皆不及防，一俟我军接近热河，再调汤至察省，则汤必遵令，倭亦无法”，表示“宁可先占热河，暂弃平津，亦所不惜”。随后又派亲信张群北上与张学良面商一切，以使张确认解决汤玉麟完全是蒋的意思。但张还是未能如蒋所愿，拿下热河。

蒋介石不得不在8月5日再度致电张学良，“既决心进兵热河，即当速进”，“否则时机一过，必致败亡”。稍后，汪精卫与张学良交恶，汪指责张无抗日之意，愿以自己的辞职换取张的辞职。蒋介石乘机竭力催促张学良解决热河问题，提出“无论汉卿辞职与否，应于三日以内，亲率所部急趋热河，以最秘密最敏捷之方法行之，不宜稍涉游移”，蒋介石提出三策让张学良自己选：“一、不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二、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三、辞职而改组北平绥靖公署”，结果，张学良毫不犹豫地选了第三。就是不肯解决热河。稍后，北平绥境公署改组为北平军委会分会，以张学良代行分会委员长职权，所谓辞职不过换了个名目继续控制平津。

直到1932年12月25日，蒋介石仍敦促张学良：“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此间自中回京后，已积极筹备增援，期共存亡，并已密备六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粮秣弹药，中到沪亦已备办，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但直到1933年2月日军侵热，汤玉麟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热河防御更是只存在于纸上。

张学良承认“热河汤玉麟的问题，……我不能诿过于人。……我早知汤玉麟昏聩贪悍，虽屡思除去，在九一八之前，不能当机立断，致延至九一八以后，为投鼠忌器，无可奈何。每一思及，我深感愧怍也。”

张学良不但自己养痈为患，不解决汤玉麟问题，对于蒋的中央军北上加强对日防务，也抱着抗拒的态度。

张学良反对中央军进驻

当日军部署攻击热河之际，华北地区的非东北军系将领宋哲元、冯治安、刘汝明、商震、庞炳勋等曾联名要求蒋介石北上亲自坐镇主持部署，否则前途不堪设想。但张并不希望蒋介石北上，致电蒋说：“钧座如能北来，自属最善；倘南中公务紧要，一时不克来平，最好请令（宋）子文兄先行来平”。张的意思，显然是借宋拒蒋，但蒋并不答应，他告诉张：宋子文无法抽身，“如兄赴热，弟可北来”。蒋的意思，是要以自己的北上，把张逼到热河抗日前线去。

蒋介石在致张学良电中表示：“不久之后日军就会向我国的华北地区进犯，在此期间我已经积极谋划准备对你的部队进行增援，我们生死与共。而且我已经准备好了六个师集结待命随时准备支援，希望你能早作抗日的准备。”同时，蒋介石还分别致电朱培德和何应钦要在“华北发生战事时，则决拟第2、第4、第25、第32、第56、第83各师任之。”

蒋欲北上的同时，还曾想要调中央军一道北上，但也被张拒绝——1933年2月14日，蒋在宋子文的一封电报上批复道：“中央部队如北上为预备，恐友军多虑。以（张）汉卿前嘱（蒋）伯诚电中，如中央军不加入前线不如不来之语。此果为何人之意，其电中并未详明。故未开战前，中央军不如缓上。”

就这样在无数次扯皮和推脱中，一切实现预防和补救的措施全度被张学良化为无形。

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于1月28日发出了准备进攻热河的命令。从日军开始向热河进军。到3月4日，中国守军弃守承德，从而导致了热河的沦陷。从日军开始发起对热河的进攻到承德失陷为止，仅仅用了10天的时间就使中国失地千里，热河抗战全面失败。整个热河之战，中国军队没有任何全盘指挥可言，张学良虽曾指挥万福麟部、张作相部进入热河作战，但实际上东北军没有进行过一次主动进攻，大部分防御战，都是在伤亡不过数十人的情况下即全线崩溃退却。当时传言说日军仅靠128名骑兵，即不费吹灰之力攻陷了汤玉麟坐镇的热河省府承德，汤落荒而逃，不知所踪。此事被国人视作民族的奇耻大辱。

东北军的坑队友之旅

在热河一泻千里，到了长城，东北军也没止住崩溃的步伐。开启了坑队友的华丽丽新表演。

奉命出兵热河的东北军万福麟军团，被日军的立体攻势打得一溃千里，根本不顾长城沿线的重要关隘需要防守，就抱头鼠窜。

在冷口，万福麟部下的沈克106师在日军飞机的一路轰炸下根本没有在这个长城关口防守的想法，就一路溃退入关，直到遇到赶来接防的宋哲元29军，但29军此时不得不赶去防守更加重要的喜峰口，冷口遂被日军第14混成旅团米山支队一枪不发就顺利占领。好在另一只接防部队晋绥军商震的32军及时赶来，派出139师反攻冷口，日军米山支队驻守冷口的只有数百人，不敌撤退，冷口被中国军队收复。

在喜峰口，原本驻有东北军万福麟部两个师，但他们也没打算固守喜峰口，在29军37师副师长刘自珍和109旅副旅长何基沣刚刚先期到达喜峰口，与东北军商议好当夜由29军接防事宜时，追击的日军第14混成旅团就已追至喜峰口关外，并开始发动进攻。东北军顿时溃不成军，放弃阵地开始逃跑。日军立即抢占喜峰口一线的高地。好在29军接防部队也及时赶到，马上投入抢占东北军撤出的阵地，与进攻的日军激烈交火，最终乘日军劳师远征立足未稳，在复出重大伤亡后一举将喜峰口阵地夺回，算是被坑但还没坑太惨。

被猪队友坑太惨的是中央军。

3月4日，日军轻松占领热河马不停蹄直扑古北口。为防守长城防线，张学良命驻古北口内的王以哲67军107师出古北口北上阻击，而这个107师，就是九一八事变中驻扎北大营，被日军攻击后受命不抵抗的原东北军独立第七旅改编而来。另调原本准备护送东北军元老张作相赴热河的张廷枢112师防守古北口，张廷枢正是张作相的次子。112师原由万福麟指挥，此时暂时归67军王以哲指挥。

而为了应付日军的进攻，张学良终于同意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徐庭瑶的第17军受命北上北平，动作最快的关麟征25师2月26日在徐州受命3月5日必须到达北平边上的通州，黄杰第2师则要求从潼关、洛阳一道在3月8日到达通州。处于更远的湖北孝感的刘戡83师则要到3月20日才能到达。

25师由73旅旅长杜聿明先行赶赴北平面见张学良，试图获得战场的最新动态和作战计划，但杜聿明感到北平，申请面见张学良后，先吃了闭门羹。等第二次终于能见到张的时候，整个过程让杜聿明郁闷得多年后还记忆犹新。

杜聿明为急于了解战场情况，就问张：“热河的情况如何？”张答当天尚未得到电报，但说日军并不多。杜又问我军现在何处作战？张说在承德附近。再问：对第二十五师计划如何使用？张说先到通县休息休息再说。最后杜问对日作战应注意些什么？张说日军飞机很厉害，要注意防空，详细情形将来同王以哲军长研究研究。张又对杜说：“东北军打得很好，日军吃了很大的亏，中央军来更有办法。”但什么办法，张并未对杜说出，杜见此情况，即行辞去。杜在北平好几天，未得到热河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据说就是张学良本人也不十分了解。

也难怪杜聿明提起张学良的评价是“小事聪明，大事糊涂”。

25师暗示到达通州后，又奉张学良的调令马不停蹄赶往密云县，古北口就在眼前。而直到此时，来自南方的25师官兵，还穿着单衣草鞋，就开进了尚冰天雪地的古北口战场。了解到这一事实后，北平各界曾掀起捐献御寒衣物给25师的运动，但总体上依旧杯水车薪。

如果说东北军在长城抗战中表现最好的部队，就数107师这支在九一八事变中蒙受奇耻大辱的部队了。从3月6日到3月9日，在古北口外几十公里的阵地上，顽强阻击了日军主力第8师团的第16旅团3天多。到3月9日，107师终于被日军击溃，一路奔逃进古北口。但他们争取到的这3天，为112师进驻古北口并展开防御争取了时间。

谁知道，112师是个猪队友。

3月9日晚，中央军25师已经开进到古北口背后的密云县石匣镇，与29军一样，25师师长关麟征和73旅旅长杜聿明先行赶赴古北口与东北军接洽驻防事宜。

但他们在路上，就已经看见107师的部队从古北口溃散下来，多年后杜聿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是“步骑炮兵以及行李辎重毫无行军序列，道路为之阻塞”。等两人到了古北口，却发现原本应是上下级的67军军长王以哲和112师师长张廷枢在吵架。

原来，107师是王以哲的老部队，此时被日军击溃后下撤，王以哲命107师通过古北口后撤，112师坚守古北口，这引起了112师师长张廷枢的严重不满。他是东北军元老张作相之子，又本非王以哲部下，因此抗命不遵，要求112师与107师一起撤走。

目睹了这场争吵的杜聿明回忆：张说：“你的队伍能走，我的队伍就不能走，是什么道理？”王说：“没有命令你就不能走。”张说：“听谁的命令？你能走，我也能走。”

两人见中央军到达，马上又试图让中央军敌前换防，接替112师防守古北口一线，112师则随王以哲撤离。关麟征则坚决不放112师离开，面对日军主力第8师团，一个25师无疑太薄弱了，112师这个齐装满员装备精良的部队他决不能让其离开战场。三方吵了4个小时，才最终决定，112师固守原防地，构成一线防线左翼及中央，中央军25师一部接续112师防线向右展开，形成一线防线右翼。一线防线依托古北口东侧蟠龙山山脊线的长城展开，两个制高点370高地和将军楼都在112师核心阵地。25师主力在112师背后第二防线，随时准备对突破防线的日军进行反击。

但张廷枢并不想留在古北口，据其后代称，他对关麟征坚持让112师顶在一线非常不满，还视其为“督战队”，这埋下了此后112师坑队友的种子。

10日，日军主力第16旅团陆续到达，下午发起猛攻，进攻的重点就是整个防线的制高点--370高地和将军楼。在日军的进攻下，占尽地利的112师表现比起他们的东北军同袍107师差得太多，仅仅顶了半小时，制高点370高地就被日军攻下。随着一线防线被突破，二线的中央军25师也开始投入战斗，双方争夺的焦点放在了防线另一个制高点——将军楼，日军，东北军、中央军的部队从10日下午开始围绕着这一要点一直打到11日中午。日军连夜将大炮运上先前攻占的370高地，居高临下开始猛轰，日军第8师团师团长也亲临前线指挥。到11日中午，将军楼失守。

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候，112师师长张廷枢想到的不是组织部队反击夺回阵地，据其后代称，他打电报向北平抱怨了一通后，收到了他父亲张作相和老上级万福麟的来电，来电中让他“相机行事”。于是，正一肚子怨气的张公子就真“相机行事”了——在他的指挥下，东北军112师在未与友军联络的情况下撤出阵地，越过友军向北平方向撤退——跑了。演出了坑队友的新篇章。

原来由112师据守的蟠龙山长城一线高地和古北口北关、卧虎山全面失守，日军瞬间在全线占据了制高点，居高临下向25师发动攻击，并乘机割裂了防守一线右翼的25军145团与主力的联系。

饶是杜聿明有儒将之称，但是现在也忍不住破口大骂张廷枢和东北军无能卖国。

但骂是不解决问题的。25师师长关麟征亲自带兵反攻将军楼，激战中，149团团长王润波阵亡，关麟征带头冲锋时被手榴弹炸伤5处，无法继续指挥部队，只能后送急救。杜聿明代理25师师长一职。关麟征的这次冲锋虽然没有反攻拿下将军楼，但打通了与被分割的145团的联系，145团得以乘机收缩防线，避免了被日军包围歼灭的命运。

但古北口败局已定。日军稍作调整后，即全线居高临下向古北口山下的25师发动总攻。25师凭借古北口关城奋力抵抗，连续击退日军三次进攻，坚持到12日下午3点，25师终于全面崩溃，退守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预备阵地。幸而日军攻占古北口后不曾追击，否则25师恐难逃覆没。仅三天的激战，25师伤亡4000余人，此战也被日军高度评价为“激战中的激战”。25师最后的惨败，可以说基本拜临阵卖队友的张廷枢所赐。因为古北口天险已失，此后日军从古北口向南进攻一路居高临下，17军逐次投入第2师、第83师，也没能改变被日军步步攻破的命运。

可以说，长城抗战的光环完全被29军和他们的大刀队获得，但真正打得最艰苦，抗击日军最多，战果最大，复出的代价最大的，是古北口的中央军。徐庭瑶第17军面对日军主力第8师团，前后伤亡过万，同时，日军方面承认的整个长城作战伤亡2400余人，也绝大部分是在古北口战场（日军记载的在喜峰口罗文峪与29军作战的损失仅仅只有死80伤173……）。提起抗战，我们在第一反应颂扬29军大刀队的功绩时，请不要忘记古北口这些苦战为国捐躯的官兵。

而东北军，面对日军一触即溃也就罢了，临阵脱逃卖队友坑出了新高度，再联想起几年后东北军发动西安事变时喊出的口号，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29军大刀队实际是“手枪队”？

长城抗战中最为耀眼的，无疑是宋哲元29军，及时从猪队友东北军手上抢过喜峰口防线的他们面对日军14混成旅团打出了威风，令人津津乐道的大刀队夜袭日军战果累累，极大得激发了全国抗战的激情。

但现在有种说法，称29军大刀队的战绩更多出于宣传，出击的实际是“手枪队”，并非大刀有多管用。

这种说法称：

“细查109旅当日之原始战报，却不能不令人怀疑，所谓‘大刀’，究竟在该次奇袭中，发挥了多少作用。事实上，从赵登禹的作战部署中，丝毫看不出‘大刀’的特殊性。参与夜袭之第217团，当日接到的作战指示是：‘第217团附手枪第一、第二连及王昆山营，于本晚（3月11日）23时由潘家口出发，……袭击蔡家峪、白台子敌炮兵阵地，奏功后，即与第224团联络，协力向喜峰口东北高地之线进攻。’参与夜袭之224团，接到的指示是：‘于本晚23时20分在潘家口集结后，即沿滦河左岸袭击北山、三家子、横城子之敌，奏功后，与第217团联络，冲击喜峰口外之敌。’

上述夜袭布置之目的，乃是为摧毁日军之炮兵阵地及策应喜峰口正面作战；为保证袭击之成功，大刀决不会是夜袭部队的主要武器。此点，从第217团之行动，特增了两个手枪连，即可了解--大规模装备手枪，搞所谓的‘手枪旅’、‘手枪营’，是西北军自中原大战以来的久远传统，其部队性质类似‘特种兵’（红军日后也借鉴该方式，组织有诸多手枪部队，战绩甚佳）。换言之，当日夜袭日军者，乃是西北军之特种兵‘手枪连’，而非中世纪之‘大刀队’。”

那么，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的是，赵登禹带领的夜袭队中编入了两个手枪连能说明夜袭日军的就是手枪队而非大刀队吗？

不能，这一点，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了赵登禹所带部队的组成，就会知道手枪队的编入，并非上述分析的“特殊目的”。

如上文引，赵登禹亲率的部分是“第217团附手枪第一、第二连及王昆山营”，而与之配合的是224团一个团，赵部如此拉杂的部队配置确实容易使人对手枪队产生过多联想。但问题在于，熟知29军连日来在喜峰口作战情况的人看来，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217团是王长海团，属于赵登禹109旅，在整个长城抗战过程中王长海217团一直是全军先锋。3月9日从东北军手上抢下喜峰口，扛住日军进攻的就是此团，到发起夜袭的3月12日，此团已伤亡殆尽。仅3月9日217团反攻喜峰口东北侧高地的战斗，217团出动1营加3营一个连的兵力，虽成功夺回，但一仗即伤亡400余人。打到3月10日，217团被替下休整时，此团3营520名官兵已经伤亡395人。可以说，到11日夜袭时，217团空有一个团号，自身实力已经折损了大半。王昆山营是109旅仝瑾莹218团1营。218团由旅长赵登禹率领在217团之后赶到喜峰口，到12日夜袭之前，218团不仅也已经与日军激战两日余，还在3月9日夜出动1、2两个营进行夜袭，总损失也不小。据224团团长董升堂回忆，12日夜袭前的准备会上，赵登禹已经和盘托出：“本旅两日夜来，已伤亡一千名以上，力量不够。”其中217团伤亡尤其严重。这时候再看“手枪第一、第二连”，这其实是37师特务营的一部分。37师特务营随109旅也在喜峰口奋战了两天多，并遭两次重创。3月9日在与日军争夺喜峰口的战斗中，特务营仰攻高地，损失惨重，营长王宝良战死。3月10日，赵登禹亲率特务营白刃冲锋攻占老婆山高地，特务营一仗伤亡400余人，可以说基本被打残。换言之“第217团附手枪第一、第二连及王昆山营”这支赵登禹亲率夜袭的部队看起来带了许多部队，实际上不过是把几部残部汇集起来，大约拼凑出一个团的兵力。

为什么要拼凑一个团，因为同时在赵登禹指挥之下夜袭并与赵亲自指挥的部队相呼应的，是董升堂224团。224团属于张自忠38师黄维纲112旅，开战后的3月11日才赶到前线附近，作为二线预备队，是还没有受到损失的齐装满员的一个整团，赵的109旅，也将几部的剩余兵力汇集出一个团出来，两部的配合才能平衡。

而董升堂回忆也强调“下达命令只准用大刀砍，手榴弹炸，非到万不得已，不用轻机枪和步枪射击。”同时，224团作为一个整团出击，也没有特别加强配置手枪队。可见，当日夜袭，确实是大刀队夜袭。赵登禹部的手枪队，不过是特务营残部，不用做过多联想说成是“手枪队夜袭”。

打退日军是“大刀队”的攻击吗？

那么，真的是“大刀队”打退了日军吗？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从战场态势上说，日军在喜峰口的进攻，在29军抗击之下，未能对喜峰口形成突破，虽然占领了喜峰口关城即附近长城一线，但也只能在喜峰口山地与29军对峙，未能取得古北口方向上的决定性胜利。从这点上讲，已经是29军的成功，对比古北口被日军击溃的25师，不得不承认29军的战场态势好太多。但对于日军来说，受命不许越过长城一线的军事行动，以占据长城关口为结局（这也是3月12日日军击溃25师进占古北口关城后没有追击的原因）足以认为完成任务。

但从战果上，29军宣称以2000余人的伤亡，获得了日军伤亡6000余人的战果。也就是这一战果，让29军和大刀队获得了流芳美名。但6000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喜峰口当面日军的总数。而在日军方面的记载中，与29军的交手，日军只80死，173伤。双方数据的差距可谓惊人。当然作为宣传抗战的需要，29军在态势上顶住当面日军后夸张了战果也是人之常情，而日军为了掩盖战事不顺，缩减漏报死亡军人数字也屡见不鲜。问题的关键是“大刀队”究竟建功多少，这恐怕是一个不可解的谜题了，套用桂系元老黄绍竑在北平指挥长城抗战期间评价“究竟得力于大刀呢，还是得力于枪炮呢？这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

而宋哲元战后感叹：“我以三十万大军，不能抗拒五万敌人，真奇耻大辱。”实际说明事情究竟如何，作为29军高层自己，还是心知肚明的。

对于抗战来说，大刀队杀鬼子作为鼓舞抗战士气的一个标签，其象征意义恐怕也远远大于大刀队真正杀了多少日军的实际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