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日本在中国的全面优势与美国的攻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势力在中国居于优越地位。在军事上，它侵占着山东，军事势力扩及北满。在经济上，日本对华投资达14.39亿日元,比战前增长2倍，对华贸易额为11.4亿日元，比战前增长2.6倍。日本政府犹试图把由“二十一条”产生的1915年中日条约、换文作为独霸中国的蓝图。

但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美国为遏制日本而发起了一次凌厉的攻势。

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提议：列强应承认在中国确立“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并“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以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日本意识到美国提案旨在摧垮日本在华优越地位，于是在会上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日本代表币原喜重郎要求美国尊重各国根据“现行条约”业己取得的在华权益。美国为了实现确立“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同意各国“有效条约”及特权不受妨害，可以保留现存势力范围。于是，《九国公约》于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签署。

美国通过华盛顿会议大体上从三个方面完成了东亚新秩序的构建：其一，各国承诺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在对华重大问题上奉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其二，实现门户开放原则的国际化，各国承诺不再谋求新的在华特权和势力范围，使中国获得发展机会和必要的援助；其三，中国政府承认华会制定的原则，即中外关系的改变通过渐进的方式来完成，并认同美国为中国设计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

《九国公约》第一条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第六条规定，“发生战事时，中国如不加入战团,应完全尊重中国中立之权利”。这些规定并非完全是空头支票。

。只有中国实现稳定和统一，通过经济合作防止日本对中国进行政治干涉和军事掠夺的政策才能真正实行，并将使美国拥有中国的4亿顾客，从而极大促进美国商业的繁荣。

华盛顿会议条约、决议构成的“华盛顿体系”，在远东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废除英日同盟，否定日本在战时所取得的在华优越地位，日本军队撤出山东，今后列强不允许利用军事手段而只能以经济手段进行较量。美国在遏制日本方面取得了胜利。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在外交上陷于孤立。

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与日本的对策

为了应对这一变化，代表日本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币原喜重郎出任外相后，主张适应“华盛顿体系”，实行“国际协调外交”。在改善对美关系的同时，对中国实行“不干涉内政”和经济扩张的方针。币原在议会宣布其对华政策是：一、不干涉中国内政，二、合理维护合理的权益，三、对中国现状抱同情和容忍的态度，四、日中经济合作，共存共荣。即著名的“币原外交”。

而在二十年代世界、东亚和日本的格局发生大改变的时候，也正是张作霖得以发展壮大的机会，原因无他——在日本已经接受并纳入华盛顿体系后，原来的那种全面地、以军事直接介入相威胁为模式的在华扩张已经无法继续了。在华盛顿体系下，在打着“不干涉中国内政”幌子的币原外交之下，扶植一个代表日本利益的代理人暗中继续扩张日本的权利才是上选。而这个代理人，就是张作霖。

在正如上期《重读抗战》中我们揭示的那样，如原敬首相在日记里所写：“张作霖试图以日本为后台扩展他的影响。很好地对待张，以便我们在东三省进行扩张，对日本来说也是重要的。这样，双方的利益恰巧能够协调一致。”

可以很明确地说，张作霖就是日本在华盛顿体系下扶植起来得日本势力代理人罢了。

田中义一主张继续利用张作霖

1927年，随着当时内阁倒台，币原外相也一同下课。“币原外交”告以中止，接着上台的田中义一内阁在东方会议上制定了“满蒙积极政策”。但就如何实施这一政策，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主张采取“内科方式”，即以强硬外交为手段，以经济渗透为主，逐步扩大侵华利益。他们较为担心若以武力干涉方式，就直接与华盛顿体系冲突，容易引起与欧美列强的冲突。另一种主张采取“外科方式”，即在强硬外交的基础上，不惜动武来扩大侵华利益，准备必要时干脆撕毁《九国公约》，否认华盛顿体系，与英美进行战争。军部是这种“外科方式”的代表。

而具体如何对待掌握东北大权的张作霖，这个一直以来日本在东北利益的代理人的命运，日本当时大致有两种意见：“逼张”，“除张”。

第一种是“逼张”，如若不成，再另行他策。首相田中义一是这种意见的代表。他认为，虽然张作霖越来越“不听日本人的话了”，但在南北对抗不利，北伐军大举北上的形势下，只要日本“驯服”有术，张作霖仍会“回心转意”。在他们看来这个合作多年的代理人仍有相当的利用价值，仍然是华盛顿体系下日本攫取在华利益的最佳代理人选。

为此，田中曾煞费苦心地“赠张人偶一具”，暗示你为我掌中孩童，必须从命。田中加紧进行逼张活动。主要途径，一是通过驻华使领馆，采取外交手段；二是通过与张私人关系密切的町野武马、江滕丰二等人。田中把町野武马和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找来，经过一番秘密策划，终于逼迫张作霖密订了《满蒙新五路协约》。山本条太郎曾得意地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来解决了。” 当蒋介石北伐军迫近京津时，田中又劝告张作霖返回东三省“保境安民”，仍打算继续利用张作霖来实现其攫取东北路权，从而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野心。

以田中为首的逼张派根本没有料到关东军真会干掉张作霖。据田中义一的长子田中龙夫（原众议院议员）说：田中首相接到这一情报时，正在吃饭，不由得摔掉筷子冒出一句：“糟了!”，他非常愤怒地说:“陆军干出这种事来，使我们的计划化为泡影”。

鉴于田中当时在努力逼迫张作霖出卖更多的中国利益，来实现自己“满蒙分离”的对华政策，并取得了相当理想的初步结果，故而他对关东军干掉张作霖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

关东军力主干掉没有的傀儡

第二种“除张”方式。正如皇姑屯事件策划人河本大作所供述：东方会议期间，武藤强烈主张“满洲问题依靠外交根本得不到解决，除依靠武力之外别无他途。”会后武藤便将这一主张作为“内训”在关东军内传达了。

所谓以武力解决的“除张”方式有两种意思：一是除掉张的军政大权，迫其下野，另外拥立别的亲日分子；一是干脆杀掉张作霖。军部中央的一种意见认为：当奉军兵败退回关外时,借维护治安等名义，出动关东军将奉军解除武装，然后“再以赤手空拳的张作霖为对手。”

而以河本大作为首的关东军强硬派主张：除掉张作霖，在东北制造动乱，于乱中建立亲日政权。

河本大作勾画了这样的蓝图：第一，“只要把这个头子干掉，他们（奉系军阀）便会四分五裂。”因为他们“只是由头子、喽啰的关系所结合的私党”。第二，正所谓“树倒猢狲散”，以“采取于满蒙方面（奉系军阀）内部使之发生动摇之手段，使奉天军阀陷于内外形势压力下只有崩溃之境地”，从而引起“满洲”大乱；第三，“奉张没落”，“满洲”大乱之时，“将成为于东三省建立新政权之契机”。即乘乱树立“日本之意中人物”的傀儡政权，使其完全听命于日本。第四，这样，所谓“满蒙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河本大作信誓旦旦地表示，“为了满蒙问题需要牺牲时，随时准备献出罪孽深重之身。”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关东军付诸武力是必不可少的动力因素。

而只要关东军诉诸武力，就必然打破华盛顿体系，将日本推向与欧美列强冲突的危险境地。

而张作霖，虽然他是被日本人炸死的，但这一点不能说明他在反抗日本人上有什么“功劳”。正如皇姑屯事件的主谋河本大作坦白对张作霖的处置时说的那样：“一切亲日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张作霖的命运，不过是一派日本侵略者认为他还有利用价值，而另一派日本侵略者认为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可以排除了罢了。

逼张还是除张，本质上都是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步骤，只是这个选择决定的，是日本继续在华盛顿体系下维持现有国际秩序还是推翻国际秩序，主动挑战西方列强。

力主严惩的田中首相被迫辞职预示了一切

张作霖的结局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在关东军的“独走”之下，河本大作领导的小组在皇姑屯埋设炸药炸死了张作霖，而直到事发，主张继续利用张作霖的田中内阁政府仍蒙在鼓里。

但由于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奉天当局十分冷静，未出现关东军所企盼的混乱局面，堵住了关东军行使武力的借口，因此河本等人计划中的关东军使用武力的局面并未形成。阴差阳错，使这些极端军人计划中的武力挑战华盛顿体系的图谋未能立即实现，而要推迟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才得以实施了。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为平息国内外舆论，田中对事件的真相进行了慎重的调查，并坚持严惩肇事者，谁知迫于各种压力，不但未能如愿，田中本人反而被迫辞职。

事件发生后不久，田中首相便收到了自己所信赖的预备役中将贵志弥次郎送来的第一份报告。贵志当时辅佐张作霖的次子张学铭，事后曾亲往现场视察。他在给田中的报告中指出：根据炸药数量和火药质量看，不是南方便衣队所能携带得了的；此外，电线一直敷设到起爆器处，这般费尽苦心的手段，也证明与日本军人大有干系。

9月22日，田中在外务省内秘密成立了“张作霖炸死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命名外务省、陆军省、关东厅三家共同进行调查，并指示陆相白川义则派峰幸松宪兵司令官前往现场调查。各方的调查报告先后呈送上来，关东军的犯罪行为已勿容置疑。10月23日，“特别调查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审议会。军部陆军省军务局长杉山元、陆相白川义则、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格等人强硬反对公开真相，并要求中止调查，防止情报外露。主张公布真相并严惩凶手的田中首相陷入了孤立状态。

不知如何是好的田中首相只得去拜访元老西园寺公望，并向其透露了关东军制造了这一事件的信息。西园寺极力劝说田中应该断然予以处罚，以维护军纪和日本在国际上的信誉。

由于11月1日将举行裕仁天皇即位大典，国会也行将召开，田中想将这一棘手问题搁置一下再说，但西园寺仍力劝田中“至少应该立即上奏陛下”。

遵照西园寺的“劝告”，1928年12月24日，田中进宫上奏：“炸死张作霖事件，我帝国陆军军人似有若干嫌疑，目前正令陆军大臣调查中，结果将由该大臣详细上奏。”“万一外国流传的谣言是真的，就要坦率地向外国讲清事实……以戚得国际信任。”天皇表示说：“如果是军队所为，就要送交军法会议，以正军纪。”田中向天皇作了保证。

但是田中遭到了阁僚、军部和政友会大部分干部的强烈反对。阁僚们气愤田中作为首相不跟阁僚们商量而与元老商量，就独自决定向想天皇上奏张作霖事件；而军部认为如果召开军法会议，必将把事件内幕公诸于世,这将有损于陆军的荣誉和天皇的威信。政友会和大部分阁僚也反对召开军法会议，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加深究。

迫于压力,1929年6月28日下午，田中第二次上奏天皇，已经改口称：“（臣）曾令陆军、关东厅和满铁就张作霖事件从事各种调查，发现日本军人里没有犯人，但对发生这个事件，警备上当然有责任。因此，（臣）将他们付诸行政处分。”并请准予公布关于“真相不明”的文件。“这样说来，不是跟以往所奏相矛盾吗？”天皇质问。田中刚要申辩，天皇已走进内室，并对侍从长铃木贯本郎说：“我讨厌再听田中的解释。”铃木立即将此话传给田中，田中凄然泪下，决定提出辞呈。三天后，田中内阁终于宣布总辞职。

天皇震怒和田中内阁辞职的原因，并非是因为田中未能实现裕仁“追查责任，严厉处罚”的意愿，而是因为田中想把撒谎的责任推给天皇，从而触怒了天皇。时任天皇侍从长的铃木贯太郎后来曾向继任的本庄繁有所透露。田中辞职后，裕仁曾对铃木表白说：“如果田中总理对外发表说事件与日本军无关，尔后再对陛下说‘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得不如此发表。与上次报告不符，十分抱歉，故请求辞职。’陛下会说‘作为政治家是不得已的’而原谅他。可是田中请求允许发表假内容。如果允许，不就是我向臣民说了假话吗?因此是不能原谅的。”

如此，皇姑屯事件在日本内部的追查不了了之。擅自行动的关东军并没有得到惩罚。忿恨华盛顿体系对日本束缚的他们，不久后就会尝试更大的冒险，尝试更加彻底地挑战华盛顿体系，满足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这就是九一八。由此看来，日本侵华的两条道路选择，在田中黯然辞职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答案，日本终于选择了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直接侵略中国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