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不知道答案

有这么一个笑话，一直在网上流传。

某抗日神剧的台词：“同志们，八年抗战开始了”。

观者无不大笑，并表示台词作者智商堪忧：1937年刚开打就知道是八年抗战，主角是未卜先知吗？

但，也有太多人，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恰恰抱着同样的心态。

作为现代人，我们知道所有答案，我们知道抗战八年我们最终胜利，我们知道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整个中华民族全民族起来反抗外国入侵者，我们知道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最终吃了美国的原子弹，我们知道苏联最终也会对日宣战。我们知道日军没有攻下大西南，我们知道……

因此，在回顾这段历史，尤其是离最终答案越远的时候，我们越不能理解这些最终起来反抗的先辈们在此之前为何如此谨慎、战战兢兢甚至显得有些懦弱。

但，假如我们不知道答案，一如78年前的中国人，面对着前所未有的难题和未卜的命运。九国公约对日本没有约束力了，美英对日本一再绥靖，苏联看上去巴不得日本早点和中国打起来，在可以预期的时间里似乎也没有哪个世界大国愿意主持公道，惩罚日本。军队的战斗力似乎也没有在短时间内能赶上日本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选择？

当我们放开知道答案的旁观者的视角，以一个同样坐在考场中的答卷者的视角去看的话，很多东西都不一样起来。

比如，我们都知道，七七事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但1937年7月8日的中国人听到卢沟桥畔的枪声后，能反应过来这次事件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并不多。

卢沟桥事变如何突破常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于次日得到确切报告。但对于蒋介石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令他感到惊奇的事件。自从1933年长城以来，日本人在华北制造的大小矛盾冲突实在太频繁，长城抗战、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日本人在华北挑事，推动华北独立运动，试图将华北分裂出去已经是摆在桌面上事。而每次经历冲突、对峙、妥协之后，双方总能缔结一份协定，在这样的协定中，日本总能依靠实力前进一步，但中国也总能守住大部分可以保护的主权。因此，在经历过过去4年间平津地区发生过的太多大大小小类似的冲突后，蒋介石已多少有些见怪不怪了，也没感到特别紧张。对日本此次侵略行动的准确判断，成为蒋介石决定和战的关键。对此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推测：“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在蒋看来，此一事变毫无疑问和以前的一系列冲突一样，是日本人为推动华北独立刻意制造的。而它可能的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日本可能乘机割占华北，或以武力促成华北特殊国的建立。

蒋介石这么推测并非没有道理，日本这时驻扎在华北的军队，仅为混成第四旅团6000人，且事变发生前，日本关东军和本土陆军也都没有什么异动。相比之下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势力相差悬殊，日军在这种实力差距下挑事实在不是明智的。这正是蒋介石估计日本当不至有计划借机对华开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相反，蒋介石倒是一直对何梅协定中央军和中央势力被迫退出平津耿耿于怀。因此蒋介石也正想利用这一机会使中央军重回河北地区。蒋介石此时考虑问题的重点，并不在和战，而在乘此机会能使中国在新的一次“华北事变”中重新立于更主动的地位。既是为表明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也是为中央军重回河北制造理由，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几乎马上就下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及中央军李仙洲的第21、关麟征的第25等6个师的部队动员并北上。

7月10、11两日，蒋介石得到情报：日本关东军态度强硬，并已增兵关内；日本天皇也从外地赶回东京，日本内阁也有了增兵华北的计划。

对此，蒋不予置信。他依然相信，与之前一系列的华北地区冲突一样。日本此次挑衅的目的在华北，而不在整个中国，增兵仅为逼迫中方屈服而已。因此，蒋介石依旧坚持强硬态度，非进兵河北不可。

7月16日，蒋介石召集专门会议，讨论发表宣言的问题。对此宣言可能的利弊影响，蒋的估计是：倭寇一贯使用不战而屈之伎俩，观卢案发动已10日彼仍徘徊威胁，未敢正式开战，可知其无意激战。且即使倭寇准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宜言能感动倭王，或可转危为安，是较平时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为力乎？”因此，他断定：我表决心之宣言发表“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

从这个角度上说，蒋介石的这篇庐山讲话，实际上并不是用来对自己人讲的，倒是主要用来说给日本人听的，用来“感动倭王”。要让日本人明白，真打起来，中国人是会拼命的，对日本不会有任何好处。

高层的军政部与外交部会商结果，则一致表示慎重，强调绝交宣战于中国不利。驻日武官连续向国内发来电报，报告日本近卫首相决定“谋和平”，并派密使来华，请求切勿使事件扩大成为真正的大战。正在英国争取借款的财政部长孔祥熙也电告蒋介石称：“中日事件，如非确有相当把握，似宜从长考虑。以国际情形论，难望任何国家切实助我，在美与儒堂兄费尽唇舌，仅得美国口惠；英国态度则仍欲于不可能中求得调解人；俄则似不愿单独冒险出发，可知应付日本仍须以自身能力为标准也。”

军事方面，众多将领反复表示战争准备尚未完成：“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渡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由中央给予宋明轩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

虽然显然中国这边没有做好准备，但蒋介石注意到，这时平津日军虽有动作，但增援未到，未展开大规模进攻。因此蒋更信日本准备未足，中国应及时显示强硬态度和亮肌肉，以影响日本当局和战心理。所以蒋介石力排众议，决定以“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为题，公开发表庐山谈话稿。还信心十足地在日记里写道：“人人以为可危阻，不欲发，我则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

庐山讲话发表后，国内各民众团体态度激昂，纷纷主战。但蒋介石这时对卢沟桥事变只想局部解决，并不想引发大战--事实上，直到此时，卢沟桥事变后双方的行动尚未超过长城抗战以来一华北系列冲突的框架，若此时双方还在此框架内活动，就此了局，不过是另一个35年华北事变而已。因此蒋介石对发布此一强硬谈话的后果却毫无把握，内心里自然不安。谈话公布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猜测：“余宣布应战谈话后，彼是否即下哀的美教书？或进一步强逼？当视今明两日之态度如何。”次日早晨，因无日方强硬回应的消息，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半猜测半自得地写道：“倭寇之虚实与和战真相，可于今日表现。如今日尚无最后通赚或坚强动作，则我国以精神战胜者，可得十之八。”

可日军不管“精神战胜”不断的增兵，让蒋介石也感到了不安。22日晚，南京方面才解到，宋哲元在11日即已与日方达成过一个停战协定，即规定第二十九军向日军道歉，处分责任者；中方撤退卢沟桥周围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中方并保证取缔蓝衣社及一切抗日团体。23日一早，蒋介石专门召集会议，讨论宋哲元昨日发来的停战协定三条。会议最后决定通知宋哲元：“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尚可同意，与兄共负其责，惟原文内容甚空，第二条之不驻军（宛平县城、龙王庙），宜声明为临时办法，或至某时间为止，并不可限定兵数。第三条之彻底取缔（抗日）团体必以由我自动处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为限。”“至此事件之真正结束，自应以彼方撤退阳（7）日后所增援部队为重要关键。务希特别注意。”--之前还一直在放出强硬姿态，高调宣布应战的蒋介石此时一变为赞同宋哲元早在事变开始就持的立场--主和。

究其原因蒋这时正处于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之中。基于前车之鉴，蒋相信，按照之前的既有经验妥协，必定会带来比几年前塘沽协定及何梅协定更大的屈辱和困扰。但强硬，中国又尚未做好战争准备。之所以冒险硬一下，蒋介石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与其妥协退让更不得安宁，不如干脆硬一下，看看能否逼得同样准备不足的日方做出让步。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日本虽也无全面开战的计划和准备，却还是很快集中起10个陆军师团大举增兵中国华北，大有强行夺取华北数省之势。注意到大战危险临近，蒋介石到底还是不能不向后退缩了。他虽然明知宋哲元这个过了十几天的妥协条件未必还有什么效力，却像面临没顶之灾的落水者那样，还是幻想这根稻草可能将平津危局缓和下来。让事件在之前几年已经成型的既有模式下了局。

蒋介石甚至还为自己的这一后退设想了一番“威武雄壮”的台阶，他记道“民国廿四（1935）年七月，中央军由北平撤退时，人皆优惶，一若第二伪满即在华北出现，或华北独立，必无可免者。谁知今日中央军仍有回驻河北之一日，此相隔两年时间耳，若再加我两年时间，岂不能恢复当年之原状。若有十年时间，不惟东北全复，而台湾、朝鲜亦必恢复甲午以前之旧观，收回台湾，扶助朝鲜独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矣。”--中央军重新回到了华北，哪怕此时妥协，也不是一无所成，尚可向国人交代。

蒋之转向妥协，很大程度上是对态势的观察：日趋险恶。驻日总领事报告，日本除留本土5个师团和留朝鲜1个师团外，其他本土7个师团和在满洲的3个师团，均向华北出动。一旦如此庞大的兵力齐集河北平津，战争势难避免。平津日军此时行动规模明显扩大，24日午后蒋紧急召见徐永昌，称“日人已大举侵华，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问题来寻。吾人准备务于一星期内完成云云”。蒋介石同时电告孔祥熙称：“情势日急，战不能免”，“中央决心抗战，再无回旋余地矣”。此时，蒋介石对和平解决卢案的前途基本绝望。

26日开始，平津形势急转直下，得到增援的日军大举进攻。29日，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北平，天津亦行将失守，蒋介石接报大呼“可悲孰甚！”开始改变对苏联的高度戒备心理，紧急部署联俄外交。蒋介石自称“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这一着真能够对日本有所牵制，就达成目的了。

至此，蒋介石将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华北事变规模和性质的努力告以失败，“华北事变”向“中国事变”极速发酵。

蒋介石为何将战争扩大到上海

1937年8月8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长名义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为全体官兵打气，要求全军“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两天后，军事委员会进一步批准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组织大纲》。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置“国防最高会议”，规定以该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关，以蒋介石为主席。蒋介石着手做应对华北战争全面爆发的准备了。

8月9日在上海虹桥机场发生了扑朔迷离的日本军人和中国机场保安队之间的冲突，双方互有死伤。这一看起来并不很大的事件，却勾起了蒋介石对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回忆。一二八事变中，中日两军在淞沪大战，因事关列强在上海的利益，各国驻华使节共同出面干预，结果不过3个月时间，双方各撤一步，达成了停战妥协。蒋介石萌发了想要再度利用上海，用在上海的战事来刺激列强各国政府，促其直接干预的外交设想。根据黄绍竑回忆，蒋介石曾明确告诉国民党领导人们：“在北方打仗，国际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国际注意。”结果，中日两国均毫无准备的淞沪会战就这么仓促地打响了。

华北方面，由于格局已经突破之前几年的华北事变模式，在日军大规模增兵并不惜扩大战争规模，如果还如之前的就华北论华北，则华北被日本强占并分离是必然的结果。为了挽救华北，蒋介石的设想是将华北与上海捆绑，再用上海刺激列强干涉调停，从而顺势保全华北。

但，日军在增兵华北的同时，还计划向上海增兵。得知日本将要向上海增兵的消息之后，蒋介石很是费了一番斟酌，但最后蒋还是于11日电话密告张治中：“中央决心围攻上海”。

由电报可知，八一三事变当日，中日双方多次发生交火事件，但尚未发生激烈冲突。当晚，蒋命令张治中14日拂晓对被围日军发起攻击，同时命令空军出动轰炸，命令海军协助封锁江阴。

午后，张治中根据与蒋介石、何应钦商定的作战计划，正式通报说：本军“决于本日午后五时，对敌开始攻击”。

4日中国空军轰炸时有两弹落于英法租界内，“各国责难备至，且有干涉我沪战之势”，但蒋介石对此且颇有庆幸之情。其在日记中不无兴奋地写道：“惟望神圣佑我中华，使我沪战能急胜也。”

上海战事最初因中国军队兵力上占据优势，一度进展顺利。尽管蒋介石对张治中不能迅速围歼数千日军，夺取实地颇为不满，但当得知英、美、法三国政府已提出将上海作为中立区，中日双方军队撤出上海的建议后，表示深感庆幸。他当即命令张治中暂停进攻。并乐观地估计：“敌或有退却可能”，认定“倭军恐慌万分，其国内陆海军意见纷歧，政府内部不能一致，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势”。并考虑“英国提议调解，可运用之，使倭得转圜离沪，以恢复我经济策源地乎？”

然而，到了8月21日晚，蒋介石得到消息，日本政府已经拒绝英国调停。又让蒋极为沮丧，“优心倍增”，他不得不马上找到苏联驻华大使，通知对方中方决定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做出让步，同意立即签约，以换取苏联对华提供军事援助物资。

蒋介石并不希望扩大战争，甚至也不希望让苏联在中日战争中起太过重要的作用。但事态的发展，使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而选择与苏联结盟，扩大战争。他原本希望英国的力量可以提供帮助，但以英国多年来在亚洲地位之下降和日本对英的不以为然，蒋最终不敢抱以太多希望，“未知英国取何种态度耳”。

最终，日军增援部队大批抵达，而中方防线发生动摇之际，蒋介石最终还是干脆地向各国政府发出呼吁。8月30日，中国与苏联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顾虑这个条约可能在英美政府心中产生负面影响，蒋介石主动约见了英国记者，解释这个条约不含任何政治意味。并且，蒋介石再度强调了中国政府对英美作用的高度重视。他专门指出：“国际间对于现时中日两国不宣而战之战争，有干涉之必要”。再不干涉，不仅对中国不利，而且对国际都有损害。故“此种国际干涉，非完全为中国，实为谋国际整个之安全”。

1937年8月下旬，日本增援部队到达，并于23、24日大举登陆，上海战场的形势迅速逆转。蒋介石常常在看怒火中烧，对负责第三战区的陈诚和第九集团军的张治中，颇多斥责和痛骂。忽而痛斥“张治中指挥无能”，忽而指责何应钦用人不当。

随着淞沪抗战渐入危局，国民党内主和的声音再度高涨，但蒋介石依然不为所动。再三强调：时至今日，“除牺牲到底外，再无其他出路”，中国“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蒋介石更加看重外交干预的可能性。虽然各国无意介入中日战争，蒋还是在暗中设想派宋美龄赴苏，派胡适赴美，派蒋百里赴德、意，采取主动，或可促进各国政府出面干预。但，人尚未如期派出，中国军队在上海的阵地已数处被日军突破，蒋介石虽然自我安慰称：“上海之得失，不关最后之成败”，但他已经不能不开始考虑张发奎等将领主张的，淞沪作战应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而蒋一直力主：“国军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个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这时，蒋介石也开始在暗自思忖：“我今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以为长期抵抗乎？”

9月23日，上海罗店守军在日军反复进攻下发生溃退，蒋介石终于决心部署撤退了。虽然他注意到部队仍有一定战斗力，相信“沪战尚可相持”，但他已经意识到继续坚持上海抗战并不能造成国际干预和日本让步的局面了。27日，蒋介石开始研究如何转换战略方向的问题：是“引其在南方战场为主战场”呢，还是集中主力“击其一点”好呢？或是利用平型关战役的胜利，督促山西方面主动出击，使敌被迫分兵好呢？抑或现在就采取“持久”战略好呢？思来想去，蒋并未能提出十分明确的军事战略。当然，蒋始终不能忘怀他发动淞沪抗战的初衷，即以夷制夷。他因此反复考虑是否应将大战的战场从华北转向黄河以南地区，即我“外交重点在英俄，如何运用之？引敌深人黄河以南，使英俄着急，不得不参加远东战争，可乎？”

大门都关闭

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来解决中日冲突，是1937年10月6日国联作出的决议。除了日本之外，当年11月3日至11月24日，九国公约其他签字国的代表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由于日本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未能实际起到调处作用。而来自德国的调处，则从10月底一直持续到次年1月中旬。

10月26日，战略要点大场镇被日军攻占，中国军队的中央作战部队的侧背暴露于日军攻击之下，导致中方全线动摇。蒋介石此时已心灰意冷，仅自我安慰：“大场失陷矣，尽人事，听天命，勿慌急！”“沪战本未列人整个抗战计划之内，且一时与局地之得失，无关全局之胜败”。既然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蒋不能不暗自鼓励自己称：“有我在世，中国必能挽救，此非特自我之自信，实已成中外人士普遍之心理矣。余何自惧乎？”

布鲁塞尔会议是美、英、法等西方国主导下进行的，因而一开始国民政府颇为重视。在布鲁塞尔会议之前，王世杰便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比京九国公约会议无论日本政府参加与否，其初步动作，必为试行调解；其调解之初步方案，当为无条件或附条件之停战。”他认为，为了避免因“无条件之停战”而使华北成为被日本军事占领状态，“故我应由驻英、法、美大使预与英、法、美接洽，促其将停战与撤兵同时提出”。“至撤兵地点，事实上虽决不可能做到按照国联干预其他战争之先例，责令各自撤至本国境内，但不妨暂以七月七日以前甚或沪战发生前之两国军队原驻地为初步撤退地点”。

蒋介石也是把日本撤兵作为停战的前提，如蒋介石在当年的“双十节”曾发表宣言，“谓在敌军未撤退之前，永远不可中止抗战”。待到10月下旬淞沪战役中方居于下风时，蒋介石在日记中对于战与和有较多的记载。一方面，在“战”的问题上，蒋介石认为“抗倭必须到底，不背初衷，则虽败亦成”；“抵抗到底，决无妥协余地”；“此次抗战，实逼处此无可幸免者也。与其坐以待亡致辱召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留待后人之起而复兴。况国际形势非由我自身牺牲决不能唤起同情与干涉耶”。他甚至写到：“如此次再不抗战，则国民之精神消沉，民族等于灭亡”。从这些话里，可以认为蒋介石是有着继续抗战的决心。

在“和”的问题上，当时蒋介石的态度为“国际调解则可，直接交涉则不可”；而且他一度对国际调解较乐观：“解决中倭问题，惟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今九国公约会议已有召集确期，国联盟约亦有较好之决议，此乃抗战牺牲之效果也。”“宗旨只要第三国参加保证，则可调停，若中倭直接妥协则任何条件皆不愿问，惟有抵抗到底，虽至灭亡亦所不惜。”“停战必有保障与撤兵日期”。与此相应，在11月5日晚上的国防会议上，蒋介石做了如下结论：“外交问题，对于九国公约会议，虽不敢谓有效果，然不能由我破坏，因中国无论如何不能与日本直接妥协，非各国出面调解不可也。政府所取态度，一、决不直接妥协，二、不可强硬矫慢，三、不可由我破裂。对于此会议之希望，在更激起世界之同情与愤慨，并使英美俄卷入战涡。”可见，当时国民党当局对于会议本身以及相关大国在调解中日战事的前景，仍抱有一定的期待。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就有心对日妥协屈服。上海撤兵，南京动摇，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之后，一时间国民党内求和之声蜂起，蒋却态度依旧，毫不动摇。除军事上全力部署持久作战外，他同时愤然怒斥求和者日：“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且“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

就在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的同时，布鲁塞尔会议的结果已经明朗化，由于日本两度拒绝与会，通过九国公约的框架已经无法调解中日军事冲突。与此相应，国民政府内部也没有就是否接受会议的调解产生分歧和争执。蒋介石虽然关注这次会议的进展状况，但所抱期望也渐趋实际。如11月19日，他在日记中便写到：“九国公约会议形势不佳。”三天后，他的日记中有：“九国公约会议已消极，恐无结果。”11月23日，蒋认识到：“九国公约会议无形停顿。”这样，蒋介石对此次会议的关注也就到此为止了。

对1937年11月5日开始的陶德曼调停事，蒋最初亦存有幻想。1937年11月3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致电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述日本外务省的七项和平条件：内蒙古建立自治政府；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路以南一线建立一个非军事区，缔结和约前，在华北建立一个新的行政机构；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巡捕队；停止抗日政策；共同反对共产主义；降低对日关税；尊重外国权益。11月4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在座的还有孔祥熙。陶德曼向蒋介石和盘托出日本的和平条件。

在12月2日的军事长官会议上，蒋介石召集在南京的军事将领，就中日问题进行磋商，征求对日方和平条件的意见。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及孔祥熙、王宠惠、徐谟等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均认为日本没有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有要求承认伪满，也不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蒋介石认为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并非亡国条件，决定接受德国调停与日本议和，但要保住华北政权。依据这一原则，蒋当天与陶德曼进行了会谈。然而，随着南京的陷落，日本方面提高了要价。日本政府对蒋的要求断然拒绝，并重新提出了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在内的新四项条件。蒋介石26日从孔祥熙那里得到日方此等条件后，反而再无幻想，“为之心安”了。蒋在日记中称：“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则我国无从考虑，可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致纠纷矣！”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态度，国民党内高层相当一部分人却颇不以为然。12月27日，当蒋介石在最高国防会议上说明了日方条件之后，不少与会者力主应继续接触谈判。蒋表示不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于右任等乃嘲笑蒋多优柔而少明断。蒋当即声言：“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在蒋看来，“彼等实昧于大势，不知国家利害”

经过反复申说，国民党高层终于决定坚持中方原则立场，绝不在日方所提条件上讨价还价了。鉴于此，日本政府被迫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声明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正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随着战事失利，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失守南京，正面战场战局已呈长期化，战线将不得不向内地纵深转移。蒋介石再无办法推动各国干涉和阻止日本进攻。同时，陶德曼调停的失败，也关上了与日和谈的大门。面对本不欲发生却已无法回避的长期抗战前景，蒋亦不能不优心忡忡。他显然能够看到，对日战争一旦持久并全局化，势必会造成一系列严重局面：“甲、各省军阀割据，国内分崩离析；乙、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丙、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民不聊生；丁、人民厌战，民心背弃；戊、政客反动，伪政权纷起；己、各国与楼妥协，瓜分中国；庚、俊俄以中华为战场，陷于西班牙水深火热地位；辛、财政竭吸，经济枯稿，社会纷乱。”正是这些危险的存在，使得蒋介石在随后的抗战时代，始终不能完全放弃对国际调停乃至对日人“觉悟”的种种幻想。

但，再幻想，蒋介石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原本发生时只是在传统摩擦模式下的卢沟桥事变溢出了控制范围造成了华北危机，而借鉴传统经验捆绑上海解救华北的淞沪会战又因国际调解的失败而最终不可避免得扩大为两国全面战争。在此期间，中日双方一再错过了控制局面的机会，使得双方的传统经验一再失效。最终，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战最终得以实现，而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和战问题上的抉择也就此告一段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