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如火如荼展开

1861年，与太平天国政权激烈作战中的曾国藩，在安庆创建了一家近代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用来生产洋枪洋炮。拉开了晚清洋务运动的大幕。之后，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苏州先后建立了洋炮局，其中苏州洋炮局于1864年自英国购进一批机器，成为第一个使用外国近代机器的军火工厂。

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并购置大批机器，1867年扩建成拥有机器、铸铜铁、轮船、锅炉、枪炮等各分厂的综合性工业企业，到1869年拥有的工人已经达到1300人，并不断增长。

1865年李鸿章还创办了金陵制造局，使用进口自英国、德国和瑞士的机器生产火炮、子弹、火药等。

1866年左宗棠创建福州船政局，1867-69年崇厚创办包括铸造局和火药局在内的天津机器局。1869年还成立了西安机器局。

洋务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了。

日本相似的“洋务运动”

而在稍早之前，还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也开展了与之类似的“洋务运动”。

1850年至1852年，日本佐贺藩先后建起4座反射炉，铸造火炮，开日本近代工业企业之先河。还设立精炼所研究理工化学及生产技术，并能制造枪炮，蒸汽锅炉和轮船。靠从荷兰进口的机器进行生产。

1851年至1853年，萨摩藩先后建造反射炉、熔矿炉，今儿开办造船厂。长州藩与水户藩等也群起效之。

幕府虽然起步稍晚，但也在1850年代初着手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开办兵工厂，后来又创办了长崎制铁所和海军造船厂。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幕府和各藩主持创办近代工业企业的状况与清朝的“洋务运动”非常相似：两者的企业都是官办。没有私人企业出现在其中。两国的近代工业均主要以军事工业为主。唯一的区别是清朝这段时间尚无民用工业出现，而日本的各藩主持的工业中，出现了一些纺纱、制糖企业，但主要仍然是军事工业。两国的近代工业企业技术水平都不高，但在各自国家中都算得上处于“异军突起”的优越地位。同时，也都在技术上依赖外国进口设备和外籍技术人员。

从这个角度上说活，清日两国的近代工业起点，可以说是相差并不大。

结局令人吃惊的差距

但到1894年甲午战争开战之际，双方的工业水准已经天悬地隔。

甲午开战前的1893年，日本拥有十人以上工人的工厂，有3019家，其中使用蒸气动力的675家。工人人数38万人。铁路2039.6英里，使用蒸汽动力的轮船11万吨。日本完全实现了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而与此同时，中国官办工业企业24家，私人资本兴办的工业企业，也只有100多家。只能给古老的帝国提供一点近代化工业的“点缀”而已。

相似的开头，为何在仅仅20余年后就形成了差别如此巨大的结局？

清朝实用主义的教育方针

由于原有的教育已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建立新型学校开展科技教育成为必然。洋务运动开始后创建新型学校的热潮高涨。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在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其中著名的有1892年开办的京师同文馆、1866年开办的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80年开办的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开办的天津武备学、1887年开办的广州水师学堂等。总体来看徉务运动期间的各式新学堂主要分为语言学堂、工业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学习科技基础知识的学堂甚少。

清廷试图将新技术人才容纳进旧官僚体系

更大的问题在于，就是这些科技基础知识学习很少的学生，清廷也依旧要将其容纳到传统的科举体系中去，而非重新建立系统而科学的教育体系。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首先主张在科举项目上要增设洋务科目，使洋务人才获得与儒学人士同等的地位，以期改变整个社会对科技人才的偏见。1887年，李鸿章奏请天津水师学堂、管轮学堂、武备学堂的学生一律参加乡试。其目的是培养新式的科技人才，并以此提高这些学习西学学生的地位。1888年，天津水师武备学堂的教习和学生与上海广方言馆的肄业生、同文馆学生一起参加了顺天乡试。这次戊子顺天乡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中学和西学同考的考试。

同时对成绩优异者，李鸿章提出“照军务保荐章程，奏奖升阶，按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这种僵化的体制，少数学习科学技术的学生也只能学非所用。如严复在英国学的是海军驾驶术,归国后却被李鸿章派去“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 詹天佑在美国学的是土木工程,归国后却让他去福州学习海船驾驶。擅长数理化和机械工程的华衡芳、华世芳兄弟,徐寿、徐建寅父子等,一开始就参加了江南制造局的筹建工作,在生产技术上有所贡献。但他们在该局只是主要做了一些编译和教学工作,既未担任主要行政职务,也未负责主要技术工作。

日本明治维新建立近代教育体系

相比之下，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完全不同。

1871年日本成立文部省,负责主持文教改革事宜。1872年8月,文部省颁布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改革法令——《学制》。《学制》把全国分为八个大学区,确立了学区的细分原则和每个学区所需设立的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数目,还规定了大中小学的学制年限,规定小学实行八年制,中学六年制,大学采取分科制。

《学制》的颁布标志着日本明治政府有纲领有计划的教育改革全面开始,其改革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普及初等教育,发展师范教育。初等教育中部分实行义务教育,课程也仿效美国,着重灌输近代文化思想和传播初步的科技知识,开设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等科学课程。

其次改革中等教育和发展实业教育。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已兴办起各种类型的实业学校,如实业补习学校、实业学校和实业专门学校等。这些学校根据社会对科技需要的多方面、多层次性要求,注意实业教育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多样化,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初级和高级技术人才。

最后注重重点大学的建设。维新时期,为迅速培养高级的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明治政府打破先小学、再中学、后大学的常规,在普及初等教育的同时,优先重点地建立了一些专门的高等教育机构,如1877年,日本建立第一所现代化的大学——东京大学。

明治维新建立了一套与近代工业发展相适应的近代教育体系，把封建教育改造成资本主义教育。

日本的态度：只借助洋员而不依赖洋人

1857年,荷兰海军士官H•哈尔德斯带领10名荷兰技工进人长崎造船所,揭开了近代日本使用外国技师历史的第一页。 随着近代技术引进的大规模展开,对外国技术人员的聘请规模也日益扩大。据1875年统计,在日本官办企业职工共一万多人当中,外籍人员241人,约占职工总数的2%。仅在1872至1874年的两年时间里,全国聘用的外籍专家就由214人增至503人,增加了一倍以上。

这些外籍人员广泛分布在工部省、文部省、内务省等各个部门,从事传授先进技术、讲授语言和技术学科等工作,有的甚至还参与国事管理,成为政府的“智囊”。如被聘请为明治政府顾问的荷兰籍美人威尔贝奇,早年曾执教于长崎,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大限重信等人都是他的门生。

举国瞩目的北海道开发工程,从测量、地质勘探、农业、工业、直至交通运输各方面,几乎全部是在美籍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的。可见明治前期,日本所雇佣的“洋员”,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分布范围上,都是相当惊人的。

但是,政府在对待如何利用外籍技术人员的问题上,一直采取“只借助而不依赖”,“只备咨询而无权决策”的方针。早在1870年,政府在《雇佣外国人注意条例》中就曾作过以下规定:“对欺压日本职工,不服从日本方面管束的人,都应解雇。”大久保利通也一再强调,雇佣外籍人员时必须重视管理,不可大权旁落。同时,他还指示其下属要统一权限,不能依赖所雇外人,逐渐消除“外国万能主义” 的影响。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特别是实业教育事业,努力培养本国技术人员,力争早日形成一支本国、本民族的科学技术队伍,逐渐取代外籍技术人员,彻底实现对外人“只借助而不依赖”的方针。

据官方统计数字,明治时期,仅日本文部省派出的留学生总数就达683名,其中学人文科学者269名,学自然科学者414名,分别占留学生总数的40%和60% 。全国派出留学生总数,1868至1874年七年时间里就达550多人 ,1868至1895年间,共二千人左右。

另外,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也得到相当迅速的发展。在政府的倡导下,各大、中型公司纷纷办起职工学校、近代徒弟学校或制订厂内技术训练计划,为近代产业培训大批“所谓中士下士那样下级士官职务的人”。

1905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84所,徒弟学校123所 。到1910年时,全国入学率已达98%。其中中等教育机构入学率为12.3%。生产年令人口的学历构成与明治初年时期相比,有了显著的提高。

进入19世纪80年代,随着本国技术人员的逐渐培养成材和留学生陆续归国,越来越多的科技骨干进入近代产业部门,在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活动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一支本民族的科学技术队伍逐步形成、壮大,在各个领域中,开始取代外国同行,为政府对外籍人员的“只借助而不依赖”政策,奠定厂雄厚的技术基础。

清朝工厂完全依赖外国人导致恶性循环

而在清朝，是正相反的情况：洋务派所创办的企业里,从设计到施工,从购买机器到安装运转,以及技术知识和经验的传授,则完全是依赖于洋匠,一切唯洋人是听”,以致于企业大权长期落入洋人之手中,这种情祝与日本恰成鲜明的对照。

如江南制造局,从总管全局的科尔到该局所属的一些重要工厂如造炮、造枪、造弹厂等。厂长甚至几任厂长都是洋人。“工作惟洋匠是恃,舍洋匠无所措手,……凡与商厂交易论价定货,亦推洋匠之命是听,厂员不过从旁观听而已。”

再如金陵机器局的大权也长期为英人马格里所控制,而且“李鸿章遇到疑难问题,总是来找马格里做顾问。” 英商兼丹麦领事密妥士是天津机器局的主要设谋划策者,从购买机器到雇请洋匠各项事宜,无不唯其主张是从。兰州机器织呢局一切生产技术事宜,全由石德洛未、福克等德国机匠包办。

轮船招商局在1872到1930年长达60年的时间里,从总船主蔚霞到所有的船主司机,统统雇佩洋人充任。此外,象电报局的总管博怡生，通商银行的洋大班美伦,萍乡煤矿的总矿师赖伦,开平矿务局的工程师金达等人,也都控制着这些企业的生产技术大权,甚至控制着行政管理大权。

张之洞的汉阳炼铁厂外籍人员多达40余名,直到1908年,全厂从总工程师以下10个部门的24名主要技术负责人中,只有化铁炉有一个本国工程师,其余全是外籍人员。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雇佣徉匠的规模则更为其他企业所罕见,从兴办时到1907年止,先后共招聘了三批外籍人员,有名字可查的就缸人(如包括中途回国者,多达92名,还未包括23名家属)。

这与上一节所说的教育体制的落后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没有近代教育体制培养近代科技人才，所以只能相信依赖洋员。而相信依赖洋员，就导致更加无法建立自己的工业人才队伍。清政府主导下的工业由此被日本越甩越远。

日本明治政府大力鼓励民间工业企业发展

明治政府在大力兴办官营企业的同时,还对私人资本进行各种扶植。

早在明治政权建立之初,国家就设立了一种名为“准备金”的国库基金。其中有一项目叫“个人贷”,是用于资助私人兴办企业的。在1873一1881年间,明治政府还以“劝业资本贷款”的名义,放款5300万日元,帮助华族和享有特权的大商业、高利贷资本家创办近代企业和银行Á。特别是自1880年明治政府决定出售官办企业,改变以官营为中心的政策以后,除军事工业继续由国家掌管外,其他企业都低价出售给私人经营,并大力扶植民间企业发展。

政府扶持下的日本海运业

海运业是靠政府扶植和保护而发展起来的最典型的民办企业。

明治政府于1896年10月开始实施《航海奖励法》,规定:1000吨以上的船时速10海里以上者给予奖励;能在限定的航行期限内完成日本与外国之间的航行者亦给予奖励。在这一法令的刺激下,日本的航海事业得到很快发展。从1893年到1896年先后开辟了日本到印度、欧洲、北美、澳洲四大远洋航线和多条近海航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成为仅次于英美的世界第三海运大国。

私人铁路业在政府鼓励下发展

日本的铁路建设主要是在政府扶植下,由民间企业兴建的。

政府向私营铁道经营者保证:

(1)从铁道建设开工到竣工营业10年内,政府给予股东不低于8分的年利。(2)所占用土地免收土地税,可无偿使用。(3)国家对私营铁道在一定年限内实行免税优惠。(4)政府负责承包建筑工程。

正是在政府这一政策吸引下,1881年6月,由池田章等人合股建立了日本铁道公司,并立即着手铺设东京—青森之间的铁道,政府给予30万日元的补助金。此后,日本出现了私人营建铁道的高潮。在此基础上,明治政府从1892一1900年先后颁布了“私设铁道条例”“铁道铺设法”、“私设铁道法”等法令,基本形成了日本私建铁道的一整套法规和措施。

明治政府扶植民间资本最大的成果在纺织业

由政府鼓励扶植民间资本发展起来的棉纺织业,是日本产业革命的先行者,也是明治时期发展最快,成效最大的行业之一。

府通过贷款或转卖机械等方式,帮助建立民间纱厂。以低息或无息贷款给私办企业,是解决民间办厂资金不足的有效措施。1879年,明治政府从英国购进10台2000锭纺纱机,以无利息10年偿付的优惠转卖给民间,创建了姬路等十几座纺织厂。尤其是在政府帮助下,于1883年7月正式营业的大阪纺纱厂,以其先进设备,得法的管理经营,在仅仅一年的时间中,就由建厂时资本的25万日元增加到56万日元,纱锭从10005个增加到31220个。大阪纱厂的飞跃发展,导致了1887一1897年私人开办大机器纺纱厂的高潮。

虽然日本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后开始进入产业革命的,但是,由于明治政府利用国家权力扶植私人资本,从而加速了日本产业革命的进程,使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强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独立民族国家。奠定了大国和强国地位的基础。

洋务运动官府对民间资本控制和压制

与之相反，清政府对于民间资本发展近代工业一直采取压制和控制的办法。采取的经营方式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实质上企业由统治者经营,管理方式是专制衙门式的,产品不是为了交换,或者说主要是为满足“官办”企业的原材料和燃料需要,还必须交付“官利”以为“报效”。

中国历来是军火制造不准许民间经营,而由政府垄断,因此,经费由政府拨款,产品由政府调拨,不当作商品交换。中国历来民用品的生产也存在由政府控制的传统,所以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经营方式,制品首先满足政府需要,剩余部分可以投入市场出卖。这就导致了这些“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衙门化和效率低下。

官府插手使企业走向臃肿低效

其经营管理大都沿用传统的专制官府的一套,管理人员中真正有才学,有近代企业管理知识的人极少。一般企业的人员组织也如官僚衙门一样,设有大臣、总办、督办、会办、帮办、提调、委员等宫员,行政管理机构庞大臃肿,大小官吏多如牛毛。

以福州船政局为例,“中国方面负最高责任的是船政大臣……船政大臣之下有船政提调三人,帮同船政大臣总理一切事务,再下则有管理收支、文书、采办等职员,以及各厂、各住宅、各学校之监督及管理员,合计全厂职工,共有一百余人。”该局于1892年间裁汰挂名冗员时,仅低级职员和奴仆就600名。

江南制造局的管理各所分为公务厅、文案处、报销处、支应处、议价处等,均设若干官员,一与官场无异。局中委员多达170一180人,“坐食者三分之二矣。”轮船招商局,更是“各局船栈,人浮于事。”

在这些企业当中,虽然也委派了一些具有一定经营管理经验的“买办”如郑观应、唐庭枢、徐润等,但大多数官员则是洋务派官僚的心腹故旧、亲信党羽、兄弟姻亲。他们不仅对引进机器设备的性能和使用方法毫无所知,就是连一般经营管理的基本技能也不具备,“或且九九之数未谙,授以矿质而不能辨,叩以机括而不能名。但求不至偷工减料,已属难得:器械利钝悉听工匠指挥,茫无分晓。”

电报局的宫员,“对电报是一无所知;“轮船招商局的官员“对轮船航运的复杂业务并无实际的知识。” 轮船的修理由于管理人员不懂业务,“洋厂贪图生意,暗与船主管车串合,力劝全修,而经理者不悉机宜,茫无把握,其中所耗,每年亦何止数万金。”

有的企业主持者甚至连生产、运输、销售各个环节必须协调的起码常识都没有,无视技术引进的缭合性和复杂性,对技术引进所必需的资源条件、产品去向、国力负担以及技术消化能力一概不向,致使所引进的技术设备远远发挥不出其应有的效能。

官府特权戕害民间资本

另一方面，清代对民间资本的控制和限制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无论“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都是由专制国家政权进行控制。从企业的开办到经营过程,均须奏请政府批准,由政府委派官吏主持操办,掌握企业的管理大权,其垄断权利带有法令的强制性。在企业内部官权任占商利,束缚和阻碍了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和进一步发展;在企业外部,对生产和市场实行垄断,扼制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

官商两种势力,从来就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涉及官商关系的准则,大致就是李鸿章在1872年为筹建招商局所作的规定:“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所有盈余,全归而认,一与官无涉”。所谓“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含糊笼统,漫无边际,不可能不影响到企业的盈亏。结果形成官僚对招商局事事过问,凡权必揽的局面。商股则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官”是“以富图强”,最终为了巩固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势必束缚和阻碍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和进一步发展。

官督商办企业之所以居有特殊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这一类企业依赖清政府给予优惠,特权密切相关。但是清政府给予的优惠、特权并不是无条件的。事实上,官方勒索超过了“官为扶持”。“官”对企业的需索是各种各样的。如繁多的报效,命令提供现金捐款、任意动用企业资金等等。无穷需索，使企业无法积累资金,扩大再主产。

官府抢夺民间资本形成官僚资本

在民间资本有了一定积累后，洋务派官僚变本加利地对官督商办企业加强了“官督”。1883年因中法政治形势动荡引起上海金融风潮严重地袭击了所有的近代企业。在官督商办的大型企业里,官方乘机对商股采取进一步压抑,以争夺企亚的经营领导权。

各类“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由托庇于洋务派官僚的买办商人所经营的企业,向官僚直接经营的企业过渡。大型官督商办的经营方针及一应业务儿乎都在整顿的名义下全部由商人过渡到北洋官僚的手里。企业管理上商人不复享有地位,企业的“商办”性质自然也就名存实亡。同时资本情况也以官僚投资,举借洋债代替招募商股,公开招股从此停止了。这就堵塞了商人投资的渠道,又引进了外国势力,这种变化的实质乃是中国政府的专制统治关系对中国资本主义生机的扼杀，从而使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个业的发展丧失了有利的时机。

从企业外部来着,官督商办,对生产和市场实行垄断,不能充分体现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特征一自由竞争,从而也妨碍了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作用,阻滞了民族资本的发展。

如棉纺织业,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在中国手工纺织业解体和洋布输入的刺激下，民族资本对于发展纺织工业积极性很高,事实很清楚,只有象日本那样,奖励和支持民族资本自由发展纺织工业,才能有希望抵制洋纱洋布的倾销,但在中国尽管棉纺织亚利润优厚，商情踊跃,由于有上海机器织布局“不准另行设局”的限制,致使1882一一1891年十年间除织布局外都没有出现过一家私立的棉纺织厂。

在中国因为专制王朝统治根深蒂固,洋务运动创办的近代企业始终徘徊在官督商办的死胡同里,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日本明治政权经过“官办企业”“半官半民”企业的探索和曲折,到80年代后,变换经济政策,采取自上而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方针,自上而下地扶植和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失系。

根本的区别在两国的目的不同

中日两国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建立自己的近代工业的背景、契机、目标相似但吸收的内容、深度和成效却相差甚远。

在遭受西方军事力量的打击后徉务派已经完成了对西方军事技术优势的认识并开始有意识地去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但由于传统重实用思想的束缚,他们仅仅停留在军事技术以及实用的工艺技术这一层面上且只是为解决实际性问题而进行大规模学习西学。在重实用思想的束缚下洋务运动虽以引进西方科学为名,却主要以技术为主对科学及其理念的输入、宣传微乎其微，就更不用说触动国家和政权的结构建立起近代化国家了。

而与此相反的是，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从上至下以打造一个近代化国家为目标，主动修改自身的组织结构，更新自身的观念和思想，终于成功形成一个结构上符合近代工业化，满足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结构，以不足30年的努力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洋务运动，还只能在前近代的一个旧帝国中制造一点近代化的“物质基础”。

归根到底，当面对汹涌而来的近代化大潮时，清日两国选择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其结果是，试图用引进一些西方先进技术以维持旧帝国的统治秩序和帝国结构的清国，在工业化比赛中惨败给一心脱胎换骨“脱亚入欧”全面拥抱近代化的日本。而战场上的战败，不过是这个竞赛赛果的一个体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