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到上海，组织上先是分配他搞交通，当时叫交通科。过去我们党的交通，也就是通信联络，都是靠人力传递，一个是时间长，再一个也不安全。情报经常写在内衣上，交通员贴身穿上。后来周恩来就找我父亲商量，希望他牵头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周恩来说我父亲有这个条件，理工科成绩比较好。我父亲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当时完全是白手起家，不但没有元器件，而且图纸资料也没有。我父亲就找蔡叔厚帮忙。蔡叔厚从日本留学回来，开了一家绍敦电机公司，我父亲就在绍敦电机公司的二楼，弄了一些车床、铣床、刨床，然后自己动手加工零件。大概经过一年，就把收发报机搞成功了。

收发报机搞成功后，我父亲就去香港建台。因为我们的电台功率太小，上海要跟苏区联系，必须经过香港中转。当时他西装革履，手拿大铁皮箱子，把收发报机藏在里边。到了香港，看见英国警察，他给人家手里塞了几块银元，人家就在他的铁皮箱子上画个叉，表示验过，根本没有打开来看。

我父亲把香港台设在了九龙弥敦道。正好邓小平从上海去广西，路过香港，两人还商定广西那边有情况用什么方式进行联络。后来广西那边百色起义成功，成功的消息就是从广西发报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把这个情况再转发上海。

我父亲确实从小做木工

口述人:涂胜华(涂作潮之子)

我父亲是五卅运动之后去苏联学习的。他在东方大学上的是工人班，组织关系在中共旅莫支部。

1928年，中共中央在苏联召开“六大”，我父亲是旁听代表，正好和邓颖超挨着坐，就和周恩来认识了。周恩来听我父亲说我爷爷那一辈做过竹篾匠，自己也13岁开始学做木工，1924年到上海又在恒丰纱厂做木工，就拍着他肩膀，亲热地叫“木匠”。从此，“木匠”就成了我父亲的代号。

“六大”后，共产国际远东局开会研究中共代表团请求苏联代为培训10名无线电人员的方案。决议案副本的提议名单和决定名单中，我父亲都以首选列入。根据这一决议，1928年11月，东方大学将我父亲的名字从所有的名册上删除，停止供给，派往托尔马乔夫军政大学。其实，我父亲是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报到，学习通讯技术。

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建立于1924年，50年后才解密。直到1974年，苏联方面方才公开承认列宁格勒有那么一所学校。我父亲他们在学校里穿的不是通信兵的制服，而是炮兵的制服，那就是为了保密，绝对保守秘密，完全不让外界知道一点真相。

我父亲的报务始终没学好，因为他以前生过脑膜炎，记忆有障碍，收报速度上不去。人家每分钟能收100多个字，他连四五十个也困难。他就专攻机务，加紧学习电台修理。

1930年初，我父亲回到国内，住在蔡叔厚那里，跟李强他们一起搞特科电台。我父亲找来不少美国出版的无线电杂志，从中寻找新式合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图样，然后弄来可供装配的器材、零件，反复试制100瓦的新机型。

后来的“福利公司事件”的确很险。也怪我父亲太大意了，竟然没有看到张沈川的预警，一头撞上门去。幸好随机应变。巡捕看他身穿工装，手里拎着油漆桶，一副纠缠不清的模样，就狠命踢了一脚，赶他走了。

走进北京东交民巷，拐进一条僻静小路，我们在一个“居有竹”的小院屋内，看到墙上挂着同一个人不同年代的一排照片。

这个人，就是李强，当年中央特科的四科科长，与其他同志一起创建了第一部红色电台。他儿子李延明写给我们的题字是:“勿忘来路，不忘其初。”

叶孝慎 本报记者 郭泉真 梁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