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末，租界巡捕突袭挂着“福利电器公司”招牌的无线电培训班，所有的在场人员全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唯独涂作潮侥幸脱险。其实张沈川反应很快，被捕前已经拉开窗帘，发出警报，但涂作潮还是手拎漆桶，莽撞闯入。眼看法国巡捕冲他大吼，他才急中生智，伸手索讨工钱，讨“福利电器公司”老板拖欠他的工资，还要法国巡捕帮他“维权”。气得法国巡捕飞起一脚，把这个一身油腻的“油漆工”当场踢出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

第二天的《申报》登出了张沈川等人被“中西包探”“一并带入捕房”的消息。消息说:“昨午十二时许，市公安局局长袁良，忽据密报，谓现有大批反动分子，匿迹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十号屋内，私设无线电机，图谋不轨，请速饬员往捕等情。袁局长据报，立即饬干探多人，持文至法捕房特别机关，请求协拿。捕头复派中西包探偕同前往，果在屋内三层楼搜获无线电听筒及电线多种，当场获得男女二十余人，一并带入捕房，经捕头略诘一过，即交来探带去归案迅办。”

不久，麦建平、陈宝礼、张庆福和谢小康等四人，因受刑过重，在狱中牺牲。张沈川等人则被反动当局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论罪、分别判处重刑，直至抗战爆发，经周恩来多方斡旋、积极营救，方才获释出狱、重见天日。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红色风语者们送出了“龙潭三杰”助苏区成功反“围剿”的决胜密电，送出了“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的胜利消息，送出了历史永记的一段段红色电波……

【钩沉】

第一座特科电台到底建在哪里

有人说1929年秋是在沪西极司裴尔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作密台。

我们所查到的是，上海五条福康里，分别位于新闸路、康脑脱路(今康定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海宁路和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其中，第一座特科电台的确切地址应是在大西路福康里(即后来的中正西路433弄，也就是再后来的延安西路420弄)9号。

特科时代到底有没有无线电测向仪

有人说国民党当局和租界巡捕房为破坏地下电台，将定向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兜马路，巡回侦察秘密电台的方位。蒋冯阎战争期间，冯玉祥和阎锡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均先后被侦破。电视连续剧中也有相似情节。

李克农的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通信部原副部长李力却说:“无线电测向，这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才有的。现在拍电影，拍电视剧，说上世纪30年代，中央特科时代，国民党就开着汽车满街跑，上面装了测向仪，共产党一发报，他们就知道了，就盯上了。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是那么回事。那个不可能。”

【口述】

百色起义成功消息从广西发报到香港再转发到上海

口述人:李延明 (李强之子)

我父亲李强，1905年生，江苏常熟人，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然后入党，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制造炸药。“四·一二”后，我父亲从上海到了武汉，担任中央军委特科的特务股股长。那时的中央军委特科设在汉口余积里12号一座三楼三底两厢房的房子里，跟后来的中央特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中央军委特科的一些人，譬如我父亲，后来到了上海，都成为中央特科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