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叛徒”袁世凯:清末宪政第一人
2009年08月11日 08:08中国新闻周刊 】 【打印共有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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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认为袁世凯是1898年戊戌维新的“叛徒”,但可能并不知道戊戌维新没能实现的大多数改革内容,后来是在袁世凯的手中实现的。

袁世凯并不止于此,他还和其他力量一起推动改革升级

1901年,经历1840年以来又一个不幸的庚子年后,大清帝国迎来辛丑年。

9月7日,78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完成他最后的使命——继6年前出使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再次代表清廷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

两个月后,这位被美国《纽约时报》称为“远远走在他这个时代的前面”的老人,病逝于北京贤良寺。临终前,已经穿上寿衣卧于病榻上的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行清泪缓缓滚出。他的双目,是由他的老部下周馥合上的。

10天过去,他的另一位老部下、山东巡抚袁世凯,接替他的职位。《纽约时报》把袁视为“改革家”李鸿章的最佳接替者,“袁当然不是大清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持续下去。”

此年,在官方话语中,“改革”再次成为主流意识。从1月到8月,“西狩”(因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而向西安逃难)途中的慈禧太后,连发3道“变法”上谕,要求大臣们参酌中西政要,就如何改革各抒己见。此前的3年里,受戊戌维新失败的影响,朝野上下对于西方政治西方学问,“不敢有一字涉及”。

“首创之功”:新政与帝国的余晖

袁世凯的地方“新政”,无疑是整个清末新政中一个最典型的范例

1895年8月2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命他提交改革方案。8月20日,袁递上一份13000字的改革建议,分为储才9条、理财9条、练兵12条、交涉4条,主张学习外国、变更旧法,并提出具体的变法策略,比如理财9条,包括铸银钱、设银行、造纸币、振商务、修铁路、开矿藏、办邮政、造机器、饬厘税等。“储才”中的设立馆院,与维新变法所开办的京师大学堂相类似。

袁世凯虽然提出了一揽子改革计划,但并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实施。1901年,他一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积极推行地方新政,使直隶地区成为“新政权舆之地,各行省咸派员考察,藉为取法之资”。

派遣官员出国学习考察,了解国外新事物,是袁世凯整顿直隶吏治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认为所有官吏都应该懂得“一切西政、西史”,而“派令出洋游历”就是一个重要途径。他命令直隶州县实缺官员必须赴日学习3个月,经考察确有所得后才能赴任。

比如保定府派员访问日本。他们在总结考察心得的基础上,向袁世凯提出“州县改良事宜六条、筹款事宜两条”的建议。尤其是仿照日本税法,改良直隶税法一项,袁世凯批示“大致可采”。

更大的改革来自经济领域。袁世凯推动创立官办、官督商办经济机构和新式经济社团。1902年8月,袁世凯按山东商务局成例设立天津商务局,任命天津汇丰银行买办吴惫鼎、道胜银行买办王铭槐为总办和帮办,旨在“官商联为一体”,重振天津市面。但该局买办色彩浓郁,难以起到联络众商、疏通市面的作用。袁世凯于次年5月命令改组商务局为商务公所,复任命绅商人为公所董事,会同吴惫鼎等妥筹办理,并委派天津知府凌福彭“督办一切”。

两广总督周馥之子周学熙,从日本考察归来,按照日本的模式,开办直隶工艺局、实习工厂、劝业铁工厂及图算学堂、考工厂、高等工业学堂等官办事业;开办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煤矿等民营企业,最终创办了北洋实业。

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天津成为整个华北的金融中心和商贸集散中心,大大促进了华北地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形成。

此时,“即使一些当初对于新政曾经责难的人,至此也不能不叹服袁氏为首的北洋集团首创之功了。各项有关新政的政策先由直隶创设,再经中央及各省转相仿效,在全国范围内次第推广。”中共中央党校副编审楚双志说。

地方自治:“他日宪政之先声”

袁世凯在直隶推行地方宪政运动,以日本官治、自治相结合为蓝本

1904年7月,实业家张謇主动给自己曾痛骂过的学生、绝交20年的袁世凯写信,希望他效法日本伊藤、坂垣主持立宪。袁世凯一如既往,表现出政治家的审慎,回复是,“尚须缓以俟时。”

据袁世凯的幕僚张一回忆:张謇来信后,他曾劝说袁世凯,但袁顾虑重重,不为所动。可是第二天,袁又叫他准备一份准备预备立宪的说帖,以便随时进呈西太后。仅隔一天,“似出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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