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论及1912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事时，几乎众口一词，说是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认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本属孙中山，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孙中山才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但历史事实却并不是这样。

革命党人和南方独立各省，从开始酝酿到具体筹组民国临时政府，自始至终都把临时大总统一席定给了袁世凯。

武昌起义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脱离清廷，筹组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权就成为必要。但当时的革命党人却根本没有意识到掌握这一政权的重要。他们不仅拱手将湖北军政府的大权交给了黎元洪等旧官僚，而且还把推翻清政府、争取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甚至不惜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条件吸引和争取袁世凯“ 反正来归”。

第一，以袁氏推翻清廷，举其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是革命党人舆论的基本导向。在国内最早公开报道以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消息的是革命派的刊物——《民立报》。1911年10月21日，该报在“欧洲关于中国革命之电报”栏内报道：“《每日镜》（Daily Mirror）、《伦敦晚报》（London Evening News）及其他各报宣言孙逸仙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之后，该报在陆续报道各省革命活动的同时，又发表了不少短评、社论，表示了希望袁世凯反正来归和以其“为第一期之大政长，与环球总统、君主相周旋于玉帛坛坫之上”的政治意向。革命党人的又一重要报纸——《神州日报》，也就袁世凯反正问题发表不少文章、社论，希望袁世凯“为中国前途计，为万民生命计，乃至为公个人计、声誉计、身性命计”，“联合鄂军，卷旗北向”，“为中国共和国初开幕之第一任大总统，则国人感公，外人慕公”。该报在用短评、社论直接表明革命党人自己举袁为总统的政治态度的同时，还报道南方各方面头面人物的公开表态间接表明自己的举袁方针。11月12日的《神州日报》报道：“黎元洪以中国共和第一任总统许袁世凯。”第二天又报道：“袁世凯逗留不肯赴北京，闻已受黎元洪言愿为共和领袖，以冀被举为第一总统。”此外，该报还对其他各方面的举袁态度进行了报道，11月2日的《神州日报》刊登了伦敦华侨、旅芝加哥华侨的电报，称“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项城宜于汉族总统”云云。上述二报作为当时国内革命党人的机关报，其言论无疑反映了革命党人的举袁政治立场，对当时的政治舆论尤其是民国总统候选人问题起了导向与影响作用。

第二，南方与革命党人函致袁氏，确表愿举其为大总统，铸成千钧承诺。早在1911年10月27日，湖北军政府的首脑人物就曾以“全鄂士民”名义，写信给袁世凯，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犁扫虏廷”，并称“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之是望”。继而黎元洪又与独立各省都督就新政权及其首脑人选问题进行了紧急电商，结果“有七省都督已经同意成立一个共和国，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在此同时，黎元洪曾对袁世凯之代表刘承恩多次表示：“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11月12日，黎元洪又通过刘承恩带信给袁世凯，再一次明确表示，只要袁氏“能来归”，“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黎元洪作为当时独立各省之总代表，上述表示无疑反映了当时整个南方对临时大总统人选的取向，并且对当时政局与新政权的人事安排起了重要作用。“这封回信，并不是一句空话，后来进行谈判即始终以此相周旋”。

当时在英国伦敦的孙中山得知南方各省关于大总统“非袁莫属”之意后，曾专门致电给民国军政府表示同意：“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黄兴则早在11月9日就以南方民军司令名义亲自致电袁世凯，说：“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诚望袁“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勿坐失。”宋教仁也多次表示拥护袁做民国首任总统。他说：“现在非新旧势力合糅不可，正式大总统非袁公不克当选。”

总之，南方独立各省军政首脑人物以及革命党领袖的这些函电、言论，实质上等于是向袁世凯发出了请其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邀请，从而铸成了千钧政治承诺。

第三，南北会谈，初步达成“袁反正则举为大总统”的协议。由于南方各省及革命派一再表示愿以民国临时大总统一席作为交换条件争取袁氏归正讨清，列强便以为有机可乘。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电南方各省都督府代表会，“提出三项条件；一、双方即日停战；二、清廷宣布退位；三、选举项城为大总统”，并称：“如能照办，则共和即可成立”。各省代表联合会立即对之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又征求黎元洪、程德全、黄兴等人意见，均认为可行”。这样，南北间的各层次议和谈判便正式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