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复旦大学教授）：《论再生缘》里面，他一方面固然是一惯的用实证的研究，另一方面他恐怕是对当时的学术，以及思想方面的一种感慨。所以他曾经说到，《再生缘》作者思想的自由，就是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他甚至说到，没有自由的思想就不可能有优美的文学，那么这些恐怕都是他有感而发的。

解说：陈寅恪沉浸在新的学术领域，这时他得知一个消息，中国科学院拟请他主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在北京的许多好友，都希望陈寅恪接任这个职务。他却拒绝了，这一年，又一位清华的老学生，也就是他当年最喜欢的汪篯带着同样的使命，到广州来看望他。

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他们开始谈得很好，但马上就谈崩。事后清华有人批评汪篯，不能用教育开导的口吻与老师谈话，陈寅恪确实受不了，他感受到这个“顺应时代”的昔日门生，已经摒弃了自己恪守的治学为人之道。他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

陈美延：他是很生气，不从我说，就不是我的学生。这个“说”不是说我的文章里头的观点，应该是说我思想所追求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理解。

解说：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还是由陈寅恪口述，汪篯做记录，为历史留下了今天的读书人都略知一二的《对科学院的答复》。这答复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陈美延：我们去看过那个碑，他叫我们去看那个碑，他自己却不能去了。他的一些思想，反正总的来说，他就是一直坚持着他，他没有改变他所坚持的东西，一直到去世。

解说：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两年后，清华师生为其树碑，以志缅怀。“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是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他最终没有北上。

曾子墨：陈寅恪一生颠沛多难，他壮年失明，暮年膑足。夫人唐筼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孙女。两人经赵元任夫妇介绍，在清华园一见钟情。1928年陈寅恪与唐筼在上海结婚，从此两人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共同走过了41年的人生岁月。

解说：在工作间隙，居所前的“陈寅恪小道”上，常常出现两个身影，陪伴陈寅恪散步的是夫人唐筼。

陈美延：在我们眼睛里头，我母亲真是非常伟大，而我父亲天天这样跟我们说的，一直他说的就是说，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我母亲。他说母亲是我们家里头的主心骨，没有我母亲，我们家里就没有我们这个家了。

解说：唐筼和陈寅恪一样出身名门，自1928年和陈寅恪结为连理后，风雨同舟成为陈寅恪生命中的第一知己。陈寅恪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自己的夫人亲自题写封面。《论再生缘》完成了，封面依然是唐筼题写的，但当时无法正式出版，陈寅恪只能请人用蜡版刻印分送友人。

“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全书结尾处陈寅恪用自己的两首诗，隐喻心境和志趣。在陈寅恪的晚年，像他这样学问和思想都很高的人越来越少。听他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他所看重的学生也不跟他了，到了1958年，他竟成了学术界“拔白旗”的对象。陈寅恪不再教课，有人劝他复课，他说，是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的。

他专力著述，而事实上那时候陈寅恪的学问，已经不为主流学术所推崇。但是陈寅恪仍然浸润在他所构筑的那个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他还固执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仍强调文责自负，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陈寅恪有一部中古史论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出版社曾要求修改其中的一个词，被他严辞拒绝。为此，这本书竟没能在当时出版。

就在这段艰难的著述岁月里，来了一位女性，自愿给陈寅恪当助教，她叫黄萱。黄萱每天准时来到陈寅恪的住处，为看不见的陈寅恪查找书籍，朗读材料，誊录书稿。14年始终如一，直到文革开始她被赶走，晚年陈寅恪的著作，都是由黄萱一字一句记录完成的，她见证了这位大师在学术之路上踽踽独行的每一个细节。

陈美延：也是口述她记，或者周伯母（黄萱）念他听，她今天叙述了一大段，然后他觉得可能要改有些地方，他就一直晚上都不敢睡，就记住这个地方，明天早上告诉她，哪个地方要重新改一改词句或者是什么。

解说：就这样过了七年，1961年8月30日是个阴天，陈寅恪一直在家中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同学，早先清华研究院的主任吴宓。吴宓走进陈寅恪寓所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而陈寅恪仍然端坐着等待着。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这样描述他阔别12年的挚友，“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