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河北省唐山市柏各庄农场粗暴对待下乡知识青年

这个农场在1963年5月以前，曾接收了1402名唐山市的知识青年到场参加生产劳动。农场在对待下乡青年的工作上存在不少问题：

1大会批判，拳打脚踢

农场有些干部对下乡青年歧视、讽刺，说他们是“白面书生”、“小姐”、“为吃大米来的”。解决思想问题，方法简单粗暴，动辄采取大会批判、辩论的方法，有的甚至拳打脚踢。例如，三分场四队郭玉池(团支部委员)与一个工人闹不团结，队干部硬说郭受坏人指使打击积极分子，召开了三次团支委会、三次团员大会批判他的思想，结果郭玉池没要团的关系就离场回家了。他离开农场时对一同来农场的青年袁慧琴说：“劳动再苦也能受得了，可是这种辩论受不了，实在呆不下去了。”三分场四队张国才，因与班长口角，队干部就开大会辩论他，并且把他捆绑起来，用脚踢他。有些青年说：“我们见到书记、队长就害怕，有意见也不敢提。”

2扣压口粮、私拆家信

1963年7月，工人李五奎家中打来电报说他父亲病重，让他请假回家。这封电报在队干部手中压了5天，以后批准给他4天假。他到家第四天，父亲因患结核性脑炎住了医院，医生要家属看守，因家中无人，便由他看守两个半月。回农场时从居民委员会、派出所和医院开了三张证明信，交给生产队支部书记，说明超过假期未归的理由。可是队干部不看证明信，硬是决定不发给超假期间的口粮。还有的队干部私拆工人的家信。

3漠视健康

女青年在经期，有的队干部仍叫坚持下水劳动，可以安排一些轻活的也不给安排。她们反映，在女工中约有80%以上的人有妇女病，有的得了关节炎。农场对病号照顾也不够。四分场二队王秀芝，有妇女病、关节炎，右腿麻木，总场医院诊断后叫她每天坚持针灸，但生产队不准假。三分场四队女工张淑兰在1962年得了肾炎，在总场医院住了半个月，出院时给一个月假，但只休息了半个月，生产队干部就叫上班了，还说她是装病。

4女知识青年被逼婚

1963年6月，天津市有12名女青年到该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翌年春节时，其中有3名回津，坚决表示不愿再回农场。市团委和市妇联的干部访问了她们。她们说，主要是嫌那里男职工逼婚、骗婚；劳动定额高，工资收入低；干部不民主，作风很生硬；劳动保护差。下面是她们被逼婚、骗婚的经过：女知青李淑莲，19岁，1963年6月到七分场三队落户后，表现很好，担任小组长。12月，该队四班长李成忠(党员)对她说：“小李，你看人家都结婚了，你不眼红吗?我给你介绍我的干弟弟李全祥，今年25岁，在十分场工作，家中只有一老母，你进门就当家。”李淑莲不同意，两天后又有几个人给她“介绍”对象。李淑莲被纠缠得没法，勉强同意和李全祥结婚。婚后，男方要她把户口迁到十分场，并说：“十分场有活你就去做临时工，没活就去家侍候我母亲，工资不能给娘家寄。”李淑莲不同意，说：“我是来支援农业的，不是当家庭妇女的。”不久她要求离婚，并要求调到别的分场。女知青王丽珠，年方16岁，在七分场二队队长丁树春的包揽下，和班长崔凤友结了婚。婚后两人不和，男方对王丽珠说，“女人就是男人的玩意儿，就得听男人的摆布。”并把她捆起来，锁在屋里。她也坚决要求离婚。女知青郭伟燕，16岁，也是由于该场男青工用各种方法围攻她，逼她结婚，吓得她不愿再回场。郭伟燕的母亲说：“我女儿是去支援农业，不是去那儿找对象的，他们这样污辱妇女，我们的孩子不能去啦。”她们反映，这个队给女青年介绍对象成风，有时一介绍就是四五个，不同意就进行“谈话”，形成变相逼婚。

结果到1963年10月底，来农场的这批知青中，经批准或自动返回城市的已达961人，占总数的685％。留下的青年中，也有许多人不安心在农场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