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梭，知青历史以及由其形成的文化似乎就要淡出中国的历史了。尽管世间没有永垂不朽的东西，但是10年的时间和经历不容质疑地影响了整整那一代年轻人；尽管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衰老和默默无闻，但是他们当中的一些精英站在现时代各个领域的关键位置；尽管没有人愿 意承认知青历史的影响，但是他们教育的孩子都已经长大。

所以我们试图了解知青，了解他们的过去和现在，更希望洞察他们的将来——这些将与我们有关。我们访问邓贤，因为他也是知青，还是著名作家，并且一直在写关于知青的书。

下一代人来写知青可能会更客观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你怎样看待“知青文化”和“知青历史”，能不能说它是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资源？

邓贤（以下简称邓）: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知青评论自己总会有局限，如果历史距离不恰当，自己评论自己都不会准确。

知青的很多问题现在我都还觉得困惑。知青历史与国家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它是历史链条中的一环，或者说它是中国“文革”历史的一个部分，谁能说“文革”是可以忽视的历史呢？2000万人上山下乡是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抽调的事情。

我觉得它是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资源之一，但是准确评价它很重要，这关系到社会教育的一种价值取向。我始终认为红卫兵是在忠诚的旗帜下做了最不忠诚的事情，因为出现了红卫兵，有了“文革”，才有了知青，他们整整一代人的经历非常特殊，不可重复—它的代价是整个民族 精神的狂热和崩溃。我欣喜地看到现在的孩子们都非常懂得爱惜自己，包括父母子女的关系也在走向平等，这是中国人文主义的苏醒。

《南》:是不是因为你自己当过知青，所以对它的历史和文化情有独钟，或者希望述说自己的历史，甚至辩护？

邓:的确因为我自己当过知青，有种爱屋及乌的味道，就像当了多年兵的人无法不留恋军营。

但我不希望为知青的历史和文化辩护，因为它其中的毒素太多:造反、破四旧、不讲诚信……当年的知青们血液里流淌着中国文化中最糟粕的东西，我对这一代人持批判态度；但是我又不能不承认我一直被自己的经历和情感左右，这种痛苦的矛盾致使我总是不能准确地评价知青。我觉得你们下一代人来写知青可能就会客观多了。 知青的历史不能模仿，不能重复，这是我真正的心愿。

将来有了对知青历史认识更深刻的人可能还会写知青，而我们这些对自己知青情结不能超越和消解的人写文章很难克服，克服刻意放大的个人痛苦。

《南》:你认为知青的产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在被“红色风暴”席卷的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红卫兵处于怎样的位置？

邓:“文革”初期造反3年，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3年期间的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和小学生都无法毕业，无法就业，而且那代年轻人的破坏欲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所以不让他们下乡似乎也别无选择了。把2000万青年学生投入到6亿多农民中，接受身体乃至生命的重新塑造，很快可以把一切都“淹没”掉，这是当时政治家的决策。

中国的红卫兵不是唯一的现象，在法国和日本也都出现过红卫兵。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也规定所有的青年必须经历两年劳动锻炼，但是像中国知青这样一去10年，而且是靠斗争才得以回来的情况则是中国独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