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

1966年暑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肖华曾和同学们一起去省委门前看静坐，也去看大辩论。到了10月份，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她便串联去了。此后两年时间，她再没有见到张艺谋，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这两年时间里，张艺谋在干些什么，他本人没有谈起，别人也就无从知晓。从某种迹象分析，张艺谋画10张毛主席像，很可能就是这个时期的杰作。

两年时间里没有肖华的消息，张艺谋没有停止对她的思念，没有停止打听她的消息。有一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

1968年10月的最后一天，肖华回到了西安。因为害怕“上山下乡”，她不敢出门，更不敢去找同学。第3天，肖华正躺在床上，瞪着眼睛望着窗外，忽然听到敲门声。来的是同院的两个孩子，他们给她送来了一封信。信上是陌生的字迹，地址是对的，门牌号却不对。她所住的院子是118号，可信封上写的却是50号。发信人地址仅仅两个字:西安。打开信封，终于知道了发信人，竟然是张艺谋。

两人同学了一年，对于张艺谋的字迹，她是熟悉的，可这封信上的字迹却是陌生的。显然，张艺谋有意为之。而且，肖华回到西安仅3天，张艺谋的信就到了，这充分说明，他一直都在打听她的消息，甚至一直都在她所住的院子四周游荡，以期遇到她。

张艺谋的这封信写得非常“公文”。大意是“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同学们都不了解情况，到处打听也没有结果，听说她的父母在政府部门工作，所以托她了解一下。

肖华的父母是一般干部，对这方面的政策完全不了解，她自己都为此着急呢。她给他回了信，然后就有些困惑:他怎么知道她家的地址？既然知道地址，门牌号又为什么搞错了？门牌号错了之后，她为什么又能收到信？为此，她特意跑到大门口看了一下，真是活见鬼了:门上分明是50号。问了一下才知道，原来是一个月前才换的。后来，张艺谋告诉肖华，有一次他曾尾随她，所以知道她住在这个院子里。发信的前一天，他特意去了一趟，看了门牌号码。

几天后，张艺谋的回信到了，这次不再有“祝……万寿无疆”之类的套话，而是在信中抒情:“明亮的教室……美丽的……”尽管那些抒情的句子是从书上借来的，可正是这些句子，又一次拨动了肖华心中的弦。她说:“一些平平常常的事，经他这么一描述，马上又重新闪现在我的眼前，显得特别清晰，特别值得回忆。我的感情一下子掀起了波澜，我感激他对我的好感，感激他一直记着我。我何尝不是这样呢？我脸红心跳，不知道如何回信、如何平静我的心。”

她还没有回信，他的信又来了。信中讨论“上山下乡”的事，并且约她去他家面谈。

肖华回忆说:“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家的门与众不同，贴了许多画。当我找到他家时，果然看见门上的每块玻璃都贴着毛主席的头像。在那个年月，毛主席的像几乎无处不在，但这些头像却十分脱俗，线条遒劲有力，隐隐透出一种大气，非常吸引人。”

肖华犹疑片刻，准备敲门，门却从里面开了。开门的正是张艺谋，他在屋里看到她来了，便赶紧来开门。从此开始，每隔三五天，她便去一趟他家。每次分别，他们都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虽然他们并没有说过爱之类的话，但行动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这是在恋爱，并且彼此默认。年轻男女，那一层薄纸带着某种诗意；张艺谋始终未去捅破那层纸，实际上，那层纸在不知不觉间已经不存在。

肖华很清楚，所谓交换“上山下乡”的情况仅仅只是一个借口，她并没有在意，并且为有这种借口而高兴。

有一天，他们聊的时间长了，天不觉就黑了下来。他们都坐在那里没动，谁也没有去开灯，甚至对黑暗有一种期待。坐了一会儿，张艺谋壮着胆子伸出手，在她脸上摸了一下。肖华觉得那只手冰凉冰凉的，她浑身有一种触电的感觉，激动得直想流泪。她其实很想他将她搂进怀里，给她更多的温暖和抚慰。可是他没有，还掩饰地把她的头发向耳后捋了捋，便将手缩了回去，放进自己的衣服口袋里，站起来在屋里踱起了步。她起身告别。离开时，她心中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怨气。她并不清楚到底是怨他动手动脚，还是怨他没有更亲切的举动，也许二者兼而有之。

正是在那间小屋里，张艺谋表示希望她和他一起下乡，她当时答应了，事过之后，又有些犹豫。这种犹豫，一方面因为对农村生活的恐惧，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们的未来不放心。毕竟，他没有向自己正式表白，这样跟着他下去到底算什么？于是，她提起笔，将这些想法写成一封信，并且亲自送给他。3天后，她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说，读完她的信就像当头挨了一捧，不知身边发生了什么，心里冷极了。他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刻苦学习，从不敢惹事。在学校里，他的学习是拔尖的，但他在政治上是凄惨的，不敢写入团申请书，不敢提父亲。他把痛苦埋在心底，等待着和别人一样平等生活和学习的日子；现在要“上山下乡”了，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平等的机会，而她却又给了他一击。“我心中的痛苦是无法用笔表达的！这一切的一切我是多么希望能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我有能力，我坚信将来会有所作为的。无论何时何地，如果有一天我能出类拔萃，能出人头地，我衷心地希望你能与我共同分享这成功的喜悦。”

信中虽然没有明说“我爱你”3个字，可在那个年代，这些言词已经够火辣够直白了，任何人都能读懂。肖华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当即跑到他家去找他。

最后一层薄纸终于捅破了，下乡的日子也到了。1968年12月26日，张艺谋、肖华和另外两个朋友登上了汽车离开了西安，来到乾县杨汉公社，随后他们被分到北倪大队。此时，大队已经聚了很多人，都是奉命来领知青的生产队长。农民是现实的，让他们挑人，他们只挑身强力壮的。张艺谋第一批被挑上了，肖华却被晾在了一边。张艺谋果然大胆，他来这里就是要和肖华在一起，要照顾肖华，所以他提出条件，指着肖华、刘全、李广平说:“我们4个一组，要去一块去，不能分开。”这个生产队长看了看另外3个人，摇摇头走开了。直到最后，剩下最边远也最穷的一个生产队，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人家也没有选择的资本。无可奈何，他们只好跟着这个队长一起走了。

4个人被安排在生产队饲养室的院子里，距离村头最近的社员家还有好长一段路。肖华和李广平住一间很小的房子，除了两个两米见方的土炕之外，剩下的地方，一步就可以迈出门槛。张艺谋和刘全住的窑洞倒是很大，是原来队里的仓库。

他们刚到不久就下了一场大雪，什么活都没法干。等稍稍可以干点活的时候，又到元旦了，他们赶回西安过元旦。正因为如此，肖华评价说:“无论和哪一种生活相比，它总是诚实地展现着自己本来的面目。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既不像‘文化革命’中宣传的那样富有诗情画意，也不像后来有些知青小说描写的那样凄凄惨惨。就我而言，只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比起原来的生活方式来，有得也有失。而这些得到和失去的，都是真实中进行的。”

“上山下乡”的生活开始了，张艺谋和肖华的爱情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刚开始，他们还有点顾忌影响，有意拉开距离。可感情这种东西，毕竟不是时间和空间能够阻隔的，只要有机会他们就想在一起。最初有点偷偷摸摸，后来渐渐“大明(鸣)大放”了，以至于每天晚饭后，张艺谋都到肖华他们的房子里来，找她聊天。

一次，张艺谋踏进这间小屋，随身带着一本鲁迅的书和一个日记本。他将日记本送给了肖华。肖华却有些不知该怎么办，她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不知该在这个本子上记下什么。至于那本书，张艺谋问她看不看，她说鲁迅的书她看不懂。他承认自己也看不懂，只是身在农村，实在没有书看。两人坐在炕上，随手翻着书，好一会儿没说话。他慢慢将手搭在她的肩上，她一下子全身发起抖来，却又舍不得将身子挪开。他在她的脸上亲了一口，她顿时慌得跟什么似的。接下来，发生了今天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不能想象的一幕:两人像是触了电一般，立即从炕上跳下来，就那么站着，面对面，没有说话，也没有动作。这场景，很像张艺谋电影中的某个镜头；或者说，张艺谋用电影来表达爱情的时候颇喜欢这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