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勘察队的咎队长

咎队长是农七师设计队最令我佩服的人。是我的老师。

他有新疆人特殊的容貌，身板结实，四方脸，络腮胡子，神态严肃，待人和蔼，是我们上海学生的长辈。他是新疆的测量，测绘专家。早年，他留学苏联，学的全是苏联的技术，满口的“波波夫平差法”，“高斯·格吕格投影法”。因此，我们全盘继承了他的衣钵——掌握的是苏联的测绘技术。

“步枪的射程是1200米，有效射程800米。”他站在讲台上，腰杆笔直，像个军人，“我们可以直接瞄准目标。可是榴弹炮和加农炮的射击距离是十几公里以上，你根本看不到目标，怎么办？导弹和火箭要打几十公里，基于上万公里，怎么瞄准？回答只有一个：地图！精确的地图！”

他的讲课深入浅出，一下子把我们吸引住了，他侃侃而谈地说：“地球上的每一个点，都有它的位置，通俗地说，有它的坐标，它的经度是几度几分几秒点几，纬度是几度几分几秒点几，导弹或火箭有自己的坐标，就可以计算出与射击目标的距离，是不是？”

我一听就明白了。这个问题，说穿了就是《三角函数》，我们在上海的高中里学过，不难理解。

他又讲起了《大地控制学》：“同学们，为了精确地绘制地形图，我们要在许多制高点建造三角架，每个三角架下面都有特殊的水泥桩子，而桩子上面有一个铁钉，这个铁钉就有经度和纬度。”

他把话锋一转又讲到地形图及地形图的测绘：“一座山在地形图上怎么表现？它不是水彩画，不是油画，挂在司令部墙上的军用地图，是看不到青山绿水的。山在地图上用等高线来表示。什么是等高线？我们粗略地一看，它像一棵树被剧断后的截面，一圈套着一圈，好像树的年轮。等高线，顾名思义，就是相等高度的线条。它是苏联专家高斯·格吕格发明的！”

在他的教育培养下，我们学会了使用经纬仪，平板仪和水准仪。懂得了测量的基本原理。这些知识，使我终身得益。

咎队长知识渊博，讲起苏联来，有说不完的话题。业余时间，他喜欢讲故事，听得我们哈哈大笑。他说，在新疆的许多民族中，他最喜欢的是俄罗斯族，他们勤劳，智慧，爱干净，每逢节日，他们在一直聚会，男人拉着手风琴，女人嘴上抹着口红，尽情地唱歌，跳舞。

“俄罗斯人盖的房子最结实，”他用不容置辩的口吻，赞美说：“那墙壁一米厚，粉刷得雪白，玻璃窗擦得铮亮！”

一年以后，我到了中苏边境的塔城，在那里见到了俄罗斯族的女人，我的妈呀，完全不是咎队长说得那样，那女人胖得我简直不敢相信，那腰粗得像只汽油筒，稍微夸张一点说，要我这样的两个小伙子，才能将她的腰抱起来，这些女人，壮得像一棵大树。

还有一次，他跟我们聊起天山。他神采飞扬，侃侃而谈：“从独山子市骑马，七天七夜，穿过三百公里的天山，就到了南疆的库车。可是，山谷越走越狭，两座山越靠越近，最后让一棵大树挡住了去路，那棵树堵住了一个山口！“

我们惊奇地张大了嘴，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不由着急地问：“那怎么办？”

他笑笑说，“只有在大树上掏个洞，让人和马通过！”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在上海的小弄堂里，哪里能听到这种故事？

“天山深处的悬崖峭壁，只有鸟类能上去。有时遇到独木桥，我们都不敢走，谁知道这是哪年建成的？木头烂了没有？能不能承重？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独木小桥无人过。’记住，你们以后爬山，不要垂直等高线走，要走之字型。”

咎队长的故事已经把我们深深地吸引，听他讲故事是一种艺术享受。

“天山到了七八月份，雪线开始上升，积雪溶化，大量的雪水涌进奎屯河，小小的山涧，有三百个水的流量，办公桌那么大的石块，在河床里飞快地冲下来，相互碰撞，变成小石头，最后变成细砂，所以天山里面有金矿。清朝时，口里来的犯人，就押到深山里挖金子。进去的犯人，从来没有出来过，统统死在那里了。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一只木箱，大家十分激动，以为发现了金子。我们十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打着电筒，到山洞深处，打开了那只木箱。”

“是金子？有多少？”我们忍不住地问。

“嗨，哪有什么金子？是一具尸体！“

“尸体？”我们大失所望，不甘心地问，“怎么会是一具尸体？”

“我们研究了一下，才明白，那是一个当官的，死后埋在山洞里了。”

后来，我经此为题材，写了一篇小说，刊登在《新疆文学》上。

给我们授课的还有“老广”，科班出生的测量学专家苏文征老师，水利专家台旭天老师等。

8，我的档案与我的命运

1963年年底到了。盘点这一年的事，我很有感触。

从9月16日离开上海以来的三个半月，我的生活道路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后来我才知道，有一样东西，从我工作以来，就像影子跟随着我，而且忽明勿暗地左右着我，那就是我的档案。

我还在蓬莱中学上高中时，学校就为我量身度造了档案。里面有我自己填写的家庭成分，成员情况，社会关系等。如果我不如实填写也不要紧，上海市南市区XQ派出所的警察，会为我补充他们认为准确的资料。由于我的二哥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随国民党去了台湾，警察对我是格外关照，在我的档案里放了不少“黑材料”。二十年后，我的朋友把我的档案交给给我，很负责地说：“你自己看吧，如有不是事实的东西，你拿掉吧。”果然，XQ派出所的长官给我加了一些很坏的不是事实的东西。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我入不了党，大概与我的档案有很大关系。

我这一辈子无党无派，所以也当不成官，这倒也好，杜绝了我贪污受贿的路子，没有到法庭上丢丑。即使是这样的一个被长官说成是“反革命家庭的子弟”，有幸被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干部学校录取，这不得不使我对干部学校感激涕零，她给了一块干部的牌子，一门专业技术，一个中专学历，使我享用终身。

现在，我的档案还静静地躺在乌鲁木齐晚报政治处的绿色铁皮箱里，不过，它对我已经没有丝毫用处了。里面有什么，我清清楚楚，它不能说明我是怎么样的人，那厚厚的材料，只能彰显政工人员的丰功伟绩。

那是一堆废纸。在乌鲁木齐，收废品的，大多是河南农民，拉着板车到处转，一路吆喝，一公斤废纸，五毛钱，不，去年涨到八毛了。我的档案大约值四毛钱。在上海，这点钱不够坐一次公共汽车，在普通的公用厕所，大便一次两毛，我的档案卖成钱，可以上两次厕所。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