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副大队长林贤江

在老同志的故事中，第二个人物要数林贤江了。他真是一位传奇人物。人精瘦，中等个子，一对睿智的眼睛长在他的长脸上。皮肤有点黝黑，头发梳得很整齐。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是西藏人！

老同志说，他本是藏族农奴。在国民党时代，为了拉拢西藏的上层人物，国民党每年都包送一批西藏贵族的子弟到北京上学。那一年，有一个清华大学的名额，给了林贤江主子的儿子。那少爷哪里吃得起这个苦？再说，在西藏当奴隶主，比到北京当大学生舒服多少？就是傻瓜也知道。但是国民党大员的盛情难却，想了半天，主子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叫手下的小奴隶强巴去顶替。强巴自小聪明伶俐，好学多问。得到这个消息，强巴全家感激不尽。主子为他改了一个汉族名字：“林贤江”。林贤江到了北京，刻苦学习，秉烛夜读，果然进步很大，汉话讲得非常好，跟汉人无异。在清华两年后，弃笔从戎，进了国民党军队，一直当到少校团副。后来，随部队到了新疆。9·25起义后，他到部队搞军需工作。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朝夕祸福，《红楼梦》里的贾母说王熙凤：“聪明反被聪明误”，林贤江也是这样，犯了一个大错：部队给他一笔钱，要他到上海去采购一批汽车。他购买了一批旧汽车，用油漆一刷，当作新车卖给本单位，从中贪污！他把别人都当傻瓜。结果自己是最大的傻瓜。

老同志讲的这个故事，我总觉得有“猫膩”。我觉得他不会这么笨，要真是这样，他能从西藏出来吗？能从一个农奴成为大学生吗？能成为人所共认的“人精”吗？

可是老同志振振有词，他们嘲笑林贤江脑子一时出了毛病，是新疆“白开”。什么叫“白开”？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疆，有这么一批人，自从娘肚子出来后，没有离开过出生地，或是农村，或是农场。他们没见过火车，没到过城镇，土生土长一辈子。这样的人，被叫作“新疆白开”，“白开”们在出生地生老病死，这是人生的悲哀。他们是人们取笑的对象。那时候，人员不能随便流动，加上消息闭塞，“白开”们对世界知之甚少，成为被欺骗的对象。老同志认为，林贤江把所有的新疆人都当成“白开”，他太小看新疆人了，所以他大错特错了！“汽车事件”东窗事发，他进了监狱！一关就是好多年！

我到设计队学习时，他已经刑满释放，而且担任副大队长。为什么一个囚犯出狱后马上就官复原职，我不得而知。也许真是冤假错案，上级冤枉了他！给他平反！官复原野职。现在想想，我的推测大有道理。但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来说，当时我无法搞清这个问题，这个疑团只能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林贤江在一次联欢会上的确发过一次狂，他得意忘形地唱道：“上等兵当营长——一步登天！啊啊啊啊……”他以此来发泄自己的心声。

可是，金子总归是金子，尽管它蒙上灰尘。林贤江的确有才华，农场规划，水利，房建，样样精通。担任设计大队的技术领导是十分称职的。我记得他教我们上海同学唱歌，他一边做着手势，一边教唱，十分投入，他耐心地教我们唱四分之一拍的歌，并说出与四分之三拍的歌的差别，至今难忘。

他的大女儿叫林颖，非常美丽，引起我的注意和爱慕。那时我刚满十八岁，不懂爱情，只知道喜欢。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林贤江突然自杀。当时我在塔额草原的工地上，队上来人传达了这个领人惊愕的消息。气氛一下子变得十分压抑。据说，在他自杀的那个晚上，他从办公室到家里，来回走了十几次，天快亮的时候，乘看守的人大意，他在办公室里上吊了。

他创造了在奎屯第一个自杀的先例。

我为你感到悲哀。

强巴！

6，右派大学生陈震东

我第一次看见陈震东是在奎屯最著名的文化中心——小礼堂。

1964年，奎屯没有电视。看一场电影好像过年，人人奔走相告，兴奋异常。只要不是冬季，露天电影院里挤满了人，嗑着瓜子，大声喧哗，看电影是一种享受，更像一场联欢会。人看人，人挤人，人海如潮。但是冬天，只有在小礼堂，或是大礼堂里过电影瘾了。但是电影太少了，满足不了“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于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就想出办法：排演大型话剧，让奎屯的老百姓天天过大年。当时农七师勘察设计大队排演了大型话剧《红岩》，七一中学排演了大型话剧《江姐》，都有得到了观众的高度评价。

《红岩》是一出解放前夕，重庆的国民党监狱中，被捕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与敌斗争的故事。陈震东不但担任导演，还扮演了主角——共产党员许云峰。

陈震东太有才了！

他是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时被打成右派的，是个右派大学生。

他在房建组担任设计员。是房建设计的一把高手。

他绝对是年美男子，浓眉大眼，身材匀称，嗓音很厚实，是男人中的俊杰。如果老同志不告诉我，我真的不会将他与“右派”这个充满贬电的名词联系起来。我上高中时，我的物理先生是个右派分子，脸色黝黑，神情沉重，一脸晦气，好似有千斤重担压在灵魂上，活得非常艰难。而陈震东却自由得多，开朗得多。舞台上，他穿着上世纪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长衫，飘逸洒脱，刚毅坚强，一招一式都彰显着中共地下党员的风度。与他对戏的徐鹏飞，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由北京来的中专毕业生高礼担纲，高礼以前是北京青年足球队的中锋，身板像上海街头两旁商店的“排门板”，话音嘹亮，底气十足，两个人的精彩表演，引来台下一阵阵的掌声。而高礼的夫人， 同样是北京人的张淑敏，扮演徐鹏飞的秘书玛丽小姐，她苗条的身材，穿着国军的制服，把身上的曲线勾勒得十分动人，加上举止大方，语音清脆，嘎嘎作响的高跟鞋，平添了几分的风采，同样是那么精彩。这出戏轰动了奎屯！每天晚上，奎屯万人空巷，小礼堂座无虚席。

这出话剧的背景是陈震东画的，山城重庆在乌云的笼罩下，摇摇欲坠，国民党大势已去，在解放前夕，作困兽犹斗。有的画面是在监狱里，忽明忽暗的灯光下，囚笼林立，隐隐传来脚镣的叮当声，令人汗毛凛凛。

陈震东成了奎屯的明星。

新疆在1956年反右斗争后，及“文化大革命”中，保护了多少“阶级敌人”？这是有案可查的。艾青被打成右派后，被王震“要”到新疆石河子保护起来。1974年，我29岁，参加兵团第一届文艺创作学习班，有幸与同学们一起拜访了这位著名的诗人，那时他享受师级干部待遇。他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了两个多小时，精力充沛，思路敏捷，这是后话，不提。

我后来到了乌鲁木齐工作，听到很多故事。“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蜕化变质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活国民党，里通外国分子，四不清分子，叛徒，特务，内奸，搞男女作风的破鞋烂袜，捣卖全国粮票的投机倒把分子……都往新疆跑。 在南疆的博斯腾湖边，一群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逃亡分子，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他们远离阶级斗争，成立了一个世外桃源，实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他们捕鱼，割苇子，与岸边的居民作原始的“物物交换”。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创造生活，创造生存的条件。河边小城里的红卫兵，也曾围剿他们，但是从没得呈。红卫兵骑马在岸上举着火把追赶；他们在水中的船上，慢慢地徘徊，尽量避免冲突，以此来保护自己。他们中有爱情，有生死，有人间的真善美，有许多动人心魄的故事。我有一度，极想以此为题材，写一部小说。我也曾到博斯腾湖去体验生活，看到博斯腾湖如此烟波浩渺，无边无垠，我非常激动，这部小说渐渐在我脑海里出现。这是后话，不提。

陈震东没有被无产阶级监督劳动，也不低人一等。他不卑不亢，有可贵的自信和自尊。他私下与我们交谈时，讲的是上海话。平时，他的话不多，十分谨慎，他的聪明，和新疆特有的对“阶级敌人”的“宽容”，使他少吃多少苦头。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陈震东在改革开放时得到党的重用，当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厅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我去看望他时，他仍然是那么谦逊，看不出一点厅长的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