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八米多高的纪念碑孤零零地伫立在缅甸南部小城东吁(又名同古)的一个院子里。这是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留下的唯一一座纪念碑。而就在曼德勒、实皆、密支那等地，日军的纪念碑也默默地站立在一个个山头，一条条河边，一座座寺庙里。

缅甸当地人对这些水泥建筑无动于衷，一边是中国军人，另一边是日本军人，表面上都与他们无关，何况历史已经过去了六十年。

在东吁城边的锡当河大桥桥头，住在岸边的一家人知道在这里曾经打过仗，但谁和谁为什么开战，他们却不知道。“老人告诉我们，死了很多人。”房子里的年轻人正躲在木屋里吃午饭，好奇地望着我们。

就是在这条浑浊的锡当河两岸，中国远征军200师与日军55师团苦战12天。这次战斗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作战中唯有的两次“可圈可点”战役中的一次。东吁战役也是戴安澜将军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不久后，他被日军狙击手偷袭以身殉国，遗体被下属轮流背运回国，全国为之默哀。

第一次远征军以惨败告终，10万中国军人中的6万人永远倒在了异国。2年后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发起缅甸反攻，在中缅边境会师。中国军队以伤亡6.7万余人的代价毙日军4.8万余人。

十万战死的中国军人，在缅甸留下的痕迹，如今几乎只剩下东吁的这座纪念碑。

考入装甲兵团

“我是见习军官，坐在后面的卡车上，跟着坦克向外冲。日本人没想我们有战车，派骑兵实施包围，我们的炮一响，他们立即掉头跑了”

1938年的深冬，日军飞机轰炸洛阳，洛阳第一师范学校也未能免灾，校园几乎被夷为平地。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杨伯方与同学们一样，都失学了。

这次轰炸把杨的命运与60年后缅甸仅存的中国远征军纪念碑联系在了一起。不过在那个时候，杨伯方的最大愿望是能通过第五军陆军装甲兵团的招兵考试。

“这是中国第一支装甲兵，招考条件极严格。”杨伯方当然抑制不住开战车飒爽英姿的诱惑，立即报名考试。

经过体检、笔试，学生们还要坐火车到南京接受复试。一名学生各项检查都合格，但还是被刷了下来，因为他脸上生过天花。“这名同学委屈地问考官，难道脸上有麻子就不能爱国了？考官回答，这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如果领袖、外国元首视察，影响军容。然后给了三块大洋，他只好哭着回家了。”杨伯方说到这里，自己也忍不住，嘿嘿笑了。

上海随后告急，杨伯方与学员们撤到湖南湘潭，在这里组建了中国第一支装甲兵团，团长就是日后的中国远征军副司令杜聿明。

中国的坦克是从苏联进口的“九吨半”，有一门40毫米口径炮，配三挺机枪，无论吨位、火力都超过了日本坦克。在一年后的一次实战中，杨伯方感受到了“九吨半”的威力。

杨伯方等学员毕业前随一团九连参加豫东会战，作为毕业见习。部队却被日军包围在陈留县，突围的重担压在了九连的9辆坦克上。“我是见习军官，坐在后面的卡车上，跟着坦克向外冲。日本人没想我们有战车，派骑兵实施包围，我们的炮一响，他们立即掉头跑了。”

突围顺利完成，70名学员只有一人因隐蔽在麦田里，被坦克轧伤不治，其他人安然脱险。部队突围后撤到洛阳休整一个月，其间中国组建装甲兵二团，杨伯方被调到二团，担任第三营九连一排排长，指挥三辆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