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两次，这一方法像魔法一样管用。这一次，中国似乎在赌同样的结果会再次出现。除了基础设施支撑政策，北京这次还对纺织、钢铁、装备制造、轻工业、物流等出口行业提供支持，作为最近宣布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一部分。同时，它还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为出口商提供支持。这些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广泛刺激政策，与此前的反周期稳定措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相比较而言，中国政府对于国内私人消费的提振措施却只是停留在口头上——长期以来，这一直是其快速增长的经济的滞后部门。政府向农村家庭发放了消费券，宣布了相对比较温和的全民医保计划——所有这些方面在未来三年的支出总额仅为8500亿元（1250亿美元）。虽然这些支持消费的措施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在我看来，它们的规模太小，不足以扭转中国滞后的消费状况。2007年，消费占GDP的比例跌至历史最低点:36％。在建立社会安全网络，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方面，中国需要采取比现在认真得多的措施。惟有如此，才能降低因为担心而进行的过度的预防性储蓄，并建立一个基础更为广泛的消费文化。

由于未能肩负起内部再平衡的重担，中国目前正在指望通过以前一再证明行之有效的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实际上，这意味着中国不仅在其自己的以基础设施为主导的积极财政刺激政策上，而且还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措施的功效上，下了大赌注。

后一个预设条件，正好凸显了这一战略的最大风险。如果如我所料，美国消费者刚刚开始一个为期数年的私人消费收缩期，中国最后可能会对外部需求的长期疲软大失所望。正如1997年－1998年和2000年－2001年那两次一样，中国目前的刺激战略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需求的快速复苏。虽然这一战略以前曾经行之有效，但是在当今这个被危机撕得四分五裂的后泡沫世界里，很有可能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不幸的是，中国政府在评估这一可能性时过度自满，这一点令我大为震惊。由于未能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来使其业已失衡的宏观经济结构恢复平衡，中国面临着更加明确的经济增长下滑的真实风险。对于一个历来重视社会不稳定的灾难性后果的国家而言，因为上述情况而造成的失业率上升，可能成为一个极为头痛的问题。

中国政府官员已经对依赖出口的进城务工大军的失业率上升表示担忧——他们承认，最近已有2000万失业工人返乡。在外部需求迅速复苏的前景下，这一痛苦是暂时的。但是，如果全球经济减速拖延得更长，中国工人的压力就会加剧——同样，社会不安定的风险也会激化。

政治“脱钩”

当然，经济力量并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当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尤其如此，因为不断增加的经济压力，经常会导致强烈的政治反应。在这一方面，中国与其他任何国家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陷于危机的情况下，它的政治机器聚焦的不仅包括不断上升的失业率等国内问题，还包括中美贸易关系等外部问题。

面对不断升级的挑战，中国经济的出口主导宏观战略的地缘政治范畴尤其自相矛盾。最近，中国高层官员专门指出了两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重要问题——一是他们对美国国债缺乏信心，二是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问题。温家宝总理公开和明确的表态，引起了对中国所持有的庞大美元资产投资安全的担忧，其中仅美国国债一项就高达7000亿美元左右。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加入了有关国际货币系统改革的辩论——也引起了对这个日益全球化和失衡的世界里，以美元为基础的储备体系稳定性的担忧。

中国提出这些担忧完全是合理的。奥巴马政府警告，未来几年内，美国的预算赤字将达到上万亿美元，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对于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而言，无论如何都不应掉以轻心。由于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可能长期保持庞大的经常性账户赤字，美元进一步大幅贬值的可能性不容忽视。若果真出现这样的结果，中国所持有的庞大美元资产价值将受到重大影响。

但是，中国领导层在提出这些担忧时，仿佛它们与国内的宏观失衡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中国的权力悖论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