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中，“危机”一词包括“危险” 和“机遇”双重概念。近年来，这个象征性的含义更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事实上，现代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崛起，源于该国在逆境中的关键时刻有所作为的意愿。在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它正是这样做的——那次危机是中国崛起成为主要经济大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现在的情况也可能同样如此。

但这里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和前几次危机不同的是，现在中国并不一定真正认识到了当前危机的严重性。这使它陷于一种更像是否认的态度，因而可能难以抓住危险带来的机遇。

当今世界正处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从“次级”（subprime）到“无等级”（no-prime），许多一度令人引以为豪的现代金融偶像纷纷被颠覆。依赖资产并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随即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二战”以来第一次全面收缩。一反40年来平均每年3.7％的增长趋势，2009年世界GDP 1.5％的负增长着实令人震惊。对于体量达到64万亿美元的世界经济，这一降幅意味着3.2万亿的世界GDP损失。现代全球经济从未遭受到如此严峻、如此急剧扩大的“全球产出缺口”。

中国领导层需要加深对目前正在展开的这场全球冲击的认识。只有到那时，北京才能真正了解本次经济衰退对于其长期成功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威胁。但是，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中国没有真正了解这一点——它依然在坚持过时的政策和经济增长战略，这些政策和战略预先假定，全球需求将出现标准的快速复苏。这使中国对危机后的世界可能具有的本质性特征——即以美国为首的外部需求的长期疲软——准备不足。中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瞄准的，恰恰可能是全球增长链上一个新的薄弱环节。

尽管存在以上这些令人担忧的失衡因素，新近变得过于自信的中国已经开始发力，为当前的全球政策辩论定调——警告美国不要采取无节制的财政措施，以致损害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投资的价值，并提议对全球货币体系进行重大修改。

中国的观点和声音很重要，需要认真倾听。一个更健全、更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可以使全世界受益，但是，如果中国在自己国内的失衡尚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过于着力推动国际政策和机构的改造，它可能引发更多的不稳定——甚至可能是一场美元危机——而这只会使当前世界的局势雪上加霜。这会使“危机”一词中的“机遇”逐渐丧失，危险逐渐增加。这里包含着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悖论。

中国的自满

与“二战”后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努力相比，中国在以下这个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它将巨大的赌注压在了外向型经济增长上。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研究人员的计算，自20世纪80年代经济起飞开始，20年来，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翻了8倍。这是亚洲其他经济体在其经济发展的可比较阶段所获成就的两到三倍。此外，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进一步增加了这一赌注:其出口占GDP的比例，从2001年的20％增加到了2007年的36％。作为世界最大的开放型发展中经济体——2007年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达到了创纪录的65％——中国不能指望在这场全球经济冲击中得到特别优待。

事实证明，它并没有得到优待。随着出口的直线下降，2008年四季度中国的GDP增长同比减缓到6.8％，与2007年的13％相比，这无疑是大幅减速。重要的是，如果与三季度的经济活动相比，则2008年四季度的增幅接近于零。此外，随着2009年初出口急剧下滑为负增长——1月、2月同比下降21％，可以说外部需求的冲击已经使中国经济增长嘎然停止。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对经济活动的这一罕见下跌做出了迅速的反应。2008年11月，他们批准了一个为期两年的4万亿元人民币（5850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主要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农村发展、铁路、公路、机场以及电网建设支出占整个刺激计划的47％，四川地震灾区的重建费用占25％。中国官员喜欢称之为“积极的财政刺激措施”，它沿用了中国对此前的两场外部需求冲击——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0年－2001年的全球经济温和衰退——的反应方法。那两次冲击中，以基础设施为主的财政支持填补了外部需求暂时下滑造成的缺口。当全球经济恢复增长时，中国以出口主导的经济已经占据了最佳位置，因而得以抓住全球贸易上升带来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