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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1日,我回到了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城市,正式落户。从而，结束了长达12年的知青生涯。

历经12 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让近3000万城市青年为此付出了长短不同、沉重各异的青春代价。在反思这段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历史时，我便很自然地感悟到一个青春有悔无悔的问题。

一件事的有悔与无悔，应建立在自己曾做出过何种选择的前提下。那么知青们的上山下乡是否都是自己选择的呢？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选择的呢？

从形式看，这一步还是你自己走的：自己报名，自己迁户口，自己爬上车，没人用枪顶着你。广播、报纸再给你贴上一条"自愿"的标签：又一批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地奔赴农村了！你说没有"豪情"，你说不是"自愿"，跟谁去说理？还有你敢去说吗？即使你说了，你那微弱的声音会产生什么作用吗？

抛开个人感情不说，从历史的角度来判断正误、衡量得失，上山下乡究竟是对是错，当悔不当悔？

尽管没有人来像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那样否定"上山下乡"，但事实上的结论还是有的。

首先，是政府果断地停止了这一政策，继而是还在农场、农村的知青们发起了以死相搏不可逆转的返城潮，接着便传来一片知青们抚摸"伤痕"痛定思痛的呐喊：我控诉！持续多年的、粉饰光明的宣传倾刻间灰飞湮灭，精心树立起来的标兵亦随之黯然失色而不知去向。难道这一切还不比一纸决议更坚实，更彻底吗？

千百万知青以青春作为代价最终证明了：这是一场错误的实践，如此高昂的"学费"你说该悔不该悔？就像亿万人参加的文化大革命最终证明是一场灾难一样 ，你能说无悔么？

上山下乡运动在1979年终于划上了句号，将这场"史无前例"最终送进了博物馆。

算总账，当然是得不偿失。整整延误了一代人，其灾难性的后果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如果硬要说有收获的话，那就是历史造就了一种"知青精神"，促成了一代人的觉醒。

这种精神是在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的环境中形成的，是在艰难环境中接受"生存训练"和"苦难教育"的结果。

凡是当过知青的人聚到一起，尽管以前并不相识，但还是觉得特别容易沟通，特别有话说，大家将这归结为--因为有共同的"知青情结"。

情结只是感性层面上的东西，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大家有一种历史形成的内在精神的暗合与相通。

这种精神我们将其称之为知青精神，其内涵体现在--

叛逆意识   知青总体可分为"文革"以前和"文革"开始以后下乡的两部分。前一部分人数比较少，到"文革"爆发前为止大概就200 万左右，其中除极少数志愿者，绝大部分是由于家庭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学，不能就业而下乡的。

"文革"后下乡的"老三届"，大多数则更是出于无奈和被迫。这时，由于数量巨大，从而淡化了家庭出身背景，造成一种"公平"的外在状态。

然而，从城市到农村的环境落差和从天之骄子的"红卫兵"到"九等国民"知青的心理落差，不论"再教育"的呼喊多么嘹亮，也难以抹去我们的失落感。

在兵团、农村或农场的实际生活中，知青们的逆反心理和叛逆意识得以迅速滋长。

一种精神或意识的滋生与形成，需要适当的气候和土壤，即环境和条件。知青则不同，尽管物质生活境遇相对艰苦，但政治环境却相对宽松。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们都相对集中，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个人气很旺的小环境。在政治管制无法像城市、单位那样严密的兵团连队，在知青们自己的氛围中大体是可以自由地言说的。我们不必遮掩，也较少顾忌，有什么牢骚、想法、委屈、不满都是可以倾诉的；有什么新闻、故事、消息，甚至匪夷所思的传闻都可以一吐为快。

我们以落魄的境遇，瞪着怀疑的眼睛，出以玩世不恭的情态，任何严肃的政治宣传，在我们圈内常常化为笑柄。

可以说，在当时中国大地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知青话语"和知青人文环境。我们人数众多，分布面广，流动性大。在街头巷尾，车站码头，茶房酒肆，北国南疆，相对来说就数我们最敢于自由言说。我们是无声中国最活跃的群体，是最有生气的部分。

其实，我们未必是当时中国最受苦受难的群体，但我们却是最敢发言和最能发言的群体。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全社会反叛意识的代表，在社会整体的瞒和骗、假大空的氛围中，知青们拥有相对真实的生活。一大批年轻人生活在这样的"知青氛围"中，成了最不易被宣传愚弄的一代，成了中国最先反思和最能反思的一代人。

知青群体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叛逆氛围，与所处的边缘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有关。

知青具有一种最少顾忌的心态。知青确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最不安分的群体，最希望打破现存秩序的群体。

我们以黑色幽默调侃官方宣传，传播社会真实，启动思想自由。在严酷得密不透风的政治高压下，知青群体差不多是唯一的亮色。正是这道特别的风景，从广阔的社会层面上孕育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思潮。

百姓情怀    从城市到农村，从学生到知青，一进入社会我们便与中国人数最多、所处社会层面最低的广大农民在一起，尽管在思想意识上还有别于普通传统农民，但从经济层面来看，其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已与农民无异。这样的处境和地位使我们懂得了从底层百姓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衡量是非。

当时的知青们与普通底层百姓实际处于同一利益共同体，我们自身就是普通百姓，这种与底层百姓之间的感情是血肉相连的。

知青们因有过去的生活经历，因而熟悉其他社会层面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

我们并不甘于自己的现实处境，十分惶恐在政府和其他社会群体的眼光中把自己和普通农民划上等号。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和突出自己作为"知青"的身份特征。

在当时的农村，虽然被说成是"广阔天地"，其实是封闭、落后、生产力极度低下的狭小空间，因为价值取向的分歧，因为实际利益的纷争，知青们和农民们也常常发生各种冲突和碰撞。

在知青和农民的摩擦中，现在来看，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反思和自责的还是知青。不过，知青和农民之间尽管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冲突，知青们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却是与广大农民血肉相连的。

知青生活的经历形成了我们难以改变的底层关注和深厚的百姓情怀。这些年绵绵不绝的知青返乡潮，正是这种"关注和情怀"持久性的体现。

坚韧执著   就像长征磨炼了红军战士的意志一样，下乡当知青的经历也锻炼了我们的性格。下乡是城市青年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大转折，物质匮乏和精神饥渴双重磨炼着这些在兵团无根的年轻人。

就知青总体而言，起码要经历生活自理的训练，农业劳动的训练，还要承受对前途、理想、未来的精神熬煎。单调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塌糊涂的衣食住行，假大空的宣传愚弄，必须面对现实的一切，都在训练着我们的体能和心智。使我们别无选择地走进孟老夫子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须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的境界之中。

对于广大知青来说，在这样的非常环境中则至少锻炼了性格和意志，磨炼了坚韧执著的生存能力。从正面说，我们变得能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在艰难中求生存，思发展；从反面说，我们学会了应对现实，虚以委蛇，窥测时机，阳奉阴违，假戏真做，韬光养晦。

总之，我们在变得聪明的同时也变得狡猾和城府深邃。

知青们在经历了农村岁月的洗练之后重新回城就业，常常被誉为表现"不错"，被单位视为中坚、骨干，知青们自己也有一种曾经沧海的底气，社会上将这种普遍的满意归结为是经受过锻炼吃过苦的，其实我们这种"成熟"包含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投影给社会的也是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所以我要说，一代知青--青春难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