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又下春雨了。

1978年的春雨竟然是如此的缠绵，细密柔润的小雨，淋湿了北大荒的广袤平原和蜿蜒的乡间小径，也湿润了知青们一颗颗干涸的心……

随着政治局势的稳定，知青的返城开始风起。

我们直属连最先离开的是北京知青张宴成。但是张宴成离开北大荒时的心情却十分沉重。此事缘起于张宴成的弟弟在北京市的一次电业检修中触电死亡，宴成顺理成章地回北京接了班 。

我和张宴成同一宿舍，算得上是"君住炕之头 ，我居炕之尾"，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 。他的返城对于每一个知青的心理防线，都是一次强有力的冲击 。我们都在设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城呢？！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漫长的知青生涯呢？

北大荒的春雨，黏黏腻腻的，下起来没完没了的 ，让知青们的心头更加烦闷，我们难以设想自己的明天究竟是美好的绿洲或依然是荒芜的沙漠？

倒是当地的青年没有些许多愁善感 ，他们对于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唯一的期望就是能够成为木匠，或是开上四个轮子的拖拉机，恐怕这就是城乡之间的差别，是知青与土著之间思维上的差别 。

我在等待属于我的、足以改变命运的时机的到来……

下雨天连队是不能出工的，也不像过去那样，每逢下雨天就要集中读报、学习，而是临时性放假休息 。利用这样难得的好机会，我抓紧时间多看几本书，然后约上文娟去栾宝财家里相互交流读书的体会，我们都非常看重这样的机会 毕竟我们在一起的机会十分有限，且在过去是不敢想像的。

我们在一起经常会讨论很多外国名著中主人公的性格走向、命运和结局，还会设想，假如是自己的话会如何如何？我们陶醉在世界名著中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当中，为他们的幸福结局而兴奋 ，为他们的坎坷人生而担忧 ，为他们的不幸和毁灭而痛心，而落泪……

我们完全走进了名著的意境当中。

我们的物质生活极度贫乏，但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却相对充实；我们具有有别于他人的审美观--善于苦中求乐，从书籍中寻求精神力量。我想，正是有了读书的好习惯，才使我在12年的知青生涯中能够坚持下来，没有沉沦，没有颓废，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乐观的人生态度，最终坚持到了返城的那一天。

当时，在知青当中的很多人每天都是以酒销愁，或是三五成群打牌，更有精力旺盛者常常聚集斗殴，称王称霸，其本质早已脱离了知识青年的特质，与当地土著毫无区别，成为新时期的新文盲 。如此严重的后果，恐怕也是他们自己都难以想像到的。

很多年以后，在企业转轨、工人下岗的大潮中 ，那些当年的知青们才有所醒悟：知识改变命运，绝不是只讲给孩子们听的，这一点对知青本人也同样适用 。

只可惜，这一点他们醒悟得太晚了 。

我想，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的父母，其实是最没有出息的父母 。因为，我们要求孩子们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当为先行者，才能不辱为父为母者的历史使命。

(24)

我非常赞赏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诗句含蓄而隽永--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

而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

而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 ……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 ，

而是明明无法抵挡这股想念，

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 ；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明明无法抵挡这股想念，

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

而是用自己冷漠的心

对爱你的人掘了一条无法跨越的沟渠……

这段短诗，我是初中时从《泰戈尔诗集》里看到的 ，当时自己并不太懂得诗句的内涵，却深感爱情的奇妙和美好 。

我不知道，我和文娟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柔弱的爱情萌芽能否发育成艳丽的玫瑰？北大荒的风雪能否把我们历练成真正的男人和女人？我们幼稚的思维能否成熟起来,经得起冰霜雨雪的考验……

上世纪的70年代，人们对于爱情的字眼还是讳莫如深的，甚至于会谈虎色变，惟恐避之不及会招来杀身之祸。

我这样说并非是危言耸听。

当时，知青们对于爱情的理解还属于很朦胧的阶段，仅仅停留在从电影镜头里寻到的感觉，然后加以揣摩和消化，最后便形成了最初的爱情观。其中，革命英雄主义占据了爱情的全部内容。

每逢连队休息之时，我和文娟常常会在一起探讨有关爱情的话题，说到动情处，我们会一起流泪；说到困惑时，我们会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我们会指责林黛玉爱情观的缺憾，是缘于封建社会的局限性所造成的；我们赞美安娜的高雅与纯真，渴望那种柏拉图式的纯精神方面的感受，那是一种全新的、超凡脱俗的浪漫情怀。

在这一时期，我们连新近调来了一对新婚夫妇，女的是上海知青江粉英，男的则是大学毕业后返乡的当地工农兵学员张忠良。我们比较能谈得来，常常是女主人做好了汤圆，来宿舍找我和文娟去她的家里吃饭。

能够在北大荒吃到上海的大汤圆实在是我们的福分。

我们常常在吃饭的间歇时间，探讨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知青运动的未来走向；知青的爱情观、家庭观、人生观；上海近年来的变化；国家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改变及社会地位和待遇的提升……

江粉英比我和文娟大几岁，自然就成了我们的大姐。

有了这样一个热情的知青大姐和温馨的家，我们都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亲切感。

江姐的家自然就成为我们时常光顾的文化沙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