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我艰难的回城之路

2008年，离我1978年回到广州整整卅周年了。翻开尘封的记忆，那回城的一幕幕艰辛，那不堪回首的磨难，不住地涌上心头。

我们三个同学是1969年9月23日离开广州，26号分配到6师3团11连的（不久后改为武装连）。当时正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短的欢迎仪式过后，重头戏开始了，指导员让我们报家庭出身：

“工人”。小李的回答带着几分自豪。

“工商业”。小何说得很无奈。

“资本家”。我嗫嚅着最后一个报告。全场鸦雀无声。指导员与连长交换了一下眼神，似是安慰地说：“别担心，相信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从此这一无形的“教育”就伴随着我走过了十个年头。

尽管开头“扎根”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下乡没几年，有能耐的人开始利用各种关系搞回城。对于他们，大家都羡慕不已。没多久，福建的李庆林写了封信给毛主席，从此兴起了反“走后门”之风。个别已经回城的知青竟写信回连队，说什么“我们走后门是不对的，希望留下来的知青继续扎根闹革命”云云。在指导员读这封信时，对我的“教育”是极震撼的，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幸灾乐祸”，什么叫“落井下石”，什么叫“得了便宜还卖乖”。

接下来回城潮简直风起云涌。推荐上中专、上大学、招工，几乎每次推荐我都有份，但每次由接收人员政审时总是很“幸运”地被刷下来。理由很简单“资本家的子女应该留下来继续接受再教育“。真是光荣啊，多么神圣的教育。我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到后来对“推荐”已不抱任何希望了。

走正道是没戏了，咱走偏道总可以吧？

后来，国家推出“退休顶职”政策，规定父母退休可以由下乡的子女顶替。在民政工厂当工人的老妈第一批报名。很快就走上审批程序：工厂、公司、民政局，一关关都过了，这次该不再“幸运”了吧？我美滋滋的等着调动通知。谁成想被市劳动局卡住了，“退休可以，顶职不行”。老妈气急地跑去仰忠街求情、争辩、说理，就差下跪了。接待人员还是那句冷冰冰的话：“资本家的儿子哪能顶职？”老妈欲哭无泪，我无语问苍天。

老天，你竟如此残忍地再一次教育了我。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第一年是开卷考，等于半考半送，入学率较高。这时已不唯成分论了，留下的知青也所剩无几。我赶紧报名、复习，做好一切考试的准备。开考那天人们都拿到了“准考证”，惟独我“欠奉”。跑去问怎么回事？对方答：“你填的学历是初中，怎么能考大学？”我哑然。

看着许多同样是初中却填了高中学历的考生鱼贯进场，我不住地自责：“死蠢，怎么不多个心眼，填高中谁去给你核实？‘

命运教育了我做人什么叫“厚道”。正应了“忠忠直直，终需乞食”那句话。

正路走不通，偏道被堵死。难道老天非要我在这受教育一辈子？没办法，走歪路吧。

果真天无绝人之路。一位朋友介绍说，去屯昌某医院开张“疾病证明”就可以搞病退。“能行？”我狐疑着。我身强力壮，当年为了能住院享受每天一只鸭蛋的待遇，我专跟甲肝病人同台吃饭也没传染到，今天上哪找病去？“你就迂吧，这年头，谁管你真假”。朋友嗤笑我。

经过“高人”指点，我提着三斤猪肉，去屯昌医院换回了一张“肾盂肾炎”的疾病证明，并凭此打了病退报告。

也许大潮流使然吧，老天开眼了。接下来的顺利令人难以置信。经过农场领导、农垦局、广州知青办一路绿灯，前后不到一个半月,我终于完成了艰难的十个年头的教育，于1978年11月28日踏上了归途。

同船的还有二队一位知青叫聂同学，（他也许是华附走得最后的同学了。而我的16中同学中，更有人1979年才走的，女中、水居、汕头知青也有。）

我问聂同学回城后的去向，他颇为自得地说，去老爸所在的纺织系统报到，然后再安排工作。“你呢？”他关切地反问。我无语，不住地扭头向舷外张望，怕的是不争气的泪水夺眶而出。

伫立《红卫轮》船头，我翘盼着梦萦魂牵的故土，遥望着渐行渐近的广州。心中虽有离开农场的解脱，却没有半点走向新生活的畅快。快到家了，又该如何？我立马要加入浩浩荡荡的失业大军，从最底层做起。也许去当“八路军”（当时人们对日薪八毛的散工的谑称），也许先去探望还没“解放”的老父亲，也许……，我不敢再想，心绪恰似白鹅潭的雾霾，一片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