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卓正:菁菁胶林莽 悠悠知青魂
2009年05月11日 16:30凤凰网 】 【打印已有评论0

我的“后知青”之路

《一九七八---我的艰难回城之路》发表后,不少读者朋友为我回城的艰辛不禁掬一把同情之泪,同时又关切地问道:“后来呢?后来怎样?”

诚如所料,回城后绝非一片坦途。“知青”这个时代的烙印注定我要承受更多的磨炼。

当我拿着户口薄在广州市大塘街派出所登记了入户后,赶紧跑到就在隔壁的劳动服务站。这里已是人山人海。一群群或站或蹲的失业者早已把东山区劳动局的派出点围得水泄不通。人们不住地叫着一个名字“司徒姨、司徒姨”。以图引起她的注意。其紧张、热烈的程度与当今的追星族不遑多让。

司徒姨是一位五六十岁的女同志。在人声鼎沸中她不愠不恼,始终慈祥地微笑着摇头:“没有了,没有了,明天再来看看吧。”那神态活脱孔乙己被众孩子围着要蚕豆般,边窘迫地摇着头,边摆手喊着“不多了,不多了,多乎哉?不多也”。

平心而论,被称做“司徒姨”的办事员是我见过的政府工作人员中服务精神最好的一位。面对汹涌的失业潮,她始终没有表露过不耐烦,而是一如既往地耐心解释,尽力而为。

三十年后想起她当年的神态,仍在苍凉的心中泛起丝丝暖意。

她叫司徒碧,假如还健在,愿主保佑她健康长寿。

在那百废待兴的年代,每天的临工名额是极少的。往往司徒姨还没坐稳,临工就派完了。又得“明日赶早”。于是我天天起个大早赶去劳动服务站,只为挤的位置前一点,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

此后不管刮风下雨,排头位的始终是精瘦的黑高个。因为戴着副眼镜,旁人总亲切地叫我“四哥”。

也许真是“心诚则灵”吧。我的执着终于打动了司徒姨。一天她问我:“糕点厂、炸油角、上夜班、八路军、去不去?”一连串绕口令似的发问令我喜出望外。

那时临近春节,糕点厂需要大量临工帮忙炸油角。而“八路军”则是人们对日薪八毛的临工的谑称。

我赶紧说:“去去去,只要有工作,别说炸油角,就是落油锅也去。”

于是我终于得到了回城后第一份工作——临时工,炸油角、上夜班、日薪八毛。吃、住、交通费全部自备。

即使这样一份最低下的工作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炸油角只延续到年卅晚,我们就被遣散了。理由很简单,因为过年后谁也不再吃油角,要我们何用?

我实在纳闷,为什么广州人就不能多吃几天油角呢?

接着打起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我们这批“八路军”又转战罐头厂做战备菜。那些个巨大的罐头装满了辣子和青菜,一个罐头刚好够一个战斗班吃,简单利索,省了炊事员开伙的麻烦。

越南人真不经打,对越反击战才打了十来天,就占领了高平、凉山。随着我军主动收兵,我们这些担任后方支援的“八路军”也光荣下了岗。

那时“农民工”还没进城,这支庞大的“失业临工”顶起了广州城里零、散、脏、杂活的角色。不知哪位老先生发明了“八路军”这谑称,真是天衣无缝,贴切到极。它高度概括了城市临工待遇低、游击性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特点。

有道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城里开始了大规模招工。我被司徒姨推荐给二轻系统的招工单位。

“你不是病退的吗?“上盂肾炎”治好没有?”招聘方代表狐疑地盯着我。说真的,谁也不愿招个“药煲”进厂供着。

“早治好了,回到家,好吃好睡,身体棒得很呢。”我把胸脯拍得邦邦响。

“早好了,早好了。”司徒姨也在旁边赔笑脸。像是老母鸡呵护着小鸡雏。

“那就再信你司徒姨一次。”对方坏笑着签了入职书。我激动得差点在地上打滚。

其实“上盂肾炎”是极难治愈的慢性病。短短几个月就治好?鬼才相信。可是在那个年代,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只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罢了。

就这样,我如愿以偿当上了一名正式“工人”。尽管是集体所有制,但脱离了“八路军”的行列,当上了正规军,那种兴奋不亚于凤凰涅磐重生。

上帝为我打开了一扇门,怎样把握却要靠我自己。

我在二轻某厂整整干了10年。从一名钉木箱的包装工做起,到机修工、宣传干事、团干事、车间主任、企管办主任、厂工会主席。一步步奋力前行。

10年来,我绝大多数的夜里是在种类繁多的夜校、补习班度过的。通过自学,我拿到了初中、高中毕业证书。最后通过了广州市首批成人自学高考。当我领取到盖着中山大学红彤彤大印的大专毕业证书时,新的生活在向我招手了。

我毅然放弃城里还算稳定的工作,投入到珠三角的怀抱。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纵情遨游。

20年的外资企业浸淫,我从领班干起,逐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总经理助理、行政总监、厂长,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回首往事,尽管荆棘满布、坎坷遍途。我始终坚持着不懈的努力,坚定地朝着既定的方向奋进。因为我坚信,“知青”是我人生最好的大学。走过了知青路,天底下还有什么路不能前行呢?

---广州知青:林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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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卓正   编辑: 刘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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