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经济转型的困窘

下放曾使知青一代成为毛泽东时代城市出生人口中最贫穷的?体，而最贫穷使他们只具备最微弱的能力来竞争改革带来的经济机遇。不幸的是，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无视他们因不幸历史而导致的贫穷，并且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强迫他们率先承担改革的经济成本，更削弱了他们本已是微弱的竞争力，让他们继续受穷。在下放的日子里，知青非常穷。二百多万去建设兵团的知青过的大都是工资制或供给制。无论哪一制，他们在兵团都是收入最低的，因为他们是"战士"，收入既赶不上连、营、团首长，也没有老职工多。在1970年代中期撤兵团改农场之后，知青每个月的工资大概是28.5元左右，对正在发育的知青来说只够应付食物开支，何况劳动强度大，有人还得一顿吃八个馒头或五碗乾饭。一千多万去农村插队的知青只能靠人民公社的工分制挣收入。在富裕的长江流域一带，"十分工"一天约有1元多，但大多数知青插队的是北方、偏远、贫穷的农村，"十分工"一天大约相当3-5毛。一年出勤330天，在扣除所分的口粮与农产品外，大约可拿到40-60元。在许多地方，"十分工"一天只有2毛或1毛，甚至7分钱，何况知青大都并不是"十分工"劳力。由於他们要回城探亲，出勤日比不上农民，以致收入少，又没有农民家庭那样靠孩子和老人来平衡口粮，所以他们比农民还穷。只有仰仗国家知青政策的救济和城里父母的汇款，他们的生活才显得比农民好。

无论是从农村还是兵团大撤退，知青回城后依然穷。他们的积蓄已铺垫在回城的路上，而回城后又得待业。即便是有了工作，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日益讲究的婚礼又让结婚潮的回城知青耗尽工资而一文不名。当1984-85年邓小平把改革推入城市、允许有限的私有化并造成商业活跃时，回了城的知青一代却无法抓住这些机会。他们已穷得太久，缺乏必要的资本来开展自己的经济事业，国家的银行也不贷款给个人。而知青一代尚未脱离贫穷，改革已强使他们承担改革的经济成本。1982-83年前后，回城的知青大都已在国营、集体或街道的企业工作。到1980年代中期，这代人大多已结婚，并且月工资也上升到60-80元。但在他们须以低工资来支撑家庭负担时，改革又为他们加上了日益上涨的社会经济负担。改革的权力分散化迫使中国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经济上各自为政，而为存活，企事业不得不立名目征费用以增加可用资源。当所谓"乱收费"之风来临时，知青一代得和所有老百姓一样付费，但他们与同龄人却独特地付出了子女的教育费。1980年代中期，城市的幼儿园和小学开始收"赞助费"，好学校所收的可以是这代人月薪的几倍。19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期，当这代人的孩子进入了中等教育时，初中和高中也开始收各种各样的费用，平均每年在400-500元。1996年当这代人的孩子要上大学了，国家教委正式规定大学生要缴3，000元左右的学费。一溜的付费使这代人显得是在独力承担教育改革的经济成本。进入1990年代，文革后长大的一代也开始为他们的孩子们付学费，但他们的起点收入已相对地高，并且付费已是预期的制度。知青一代的经济地位已因付费而往下沉沦，改革崛起的通货膨胀和超前消费更向他们落井下石。打改革一开始，老百姓就已抱怨中国除了工资不涨外样样都涨。1988-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是每年16.8%，而作为知青一代人主体部分的工人的工资也因地域生活水准而异，从大约80-120元涨到了175-500元之间；即物价上涨了3.5倍，工人的工资上升了2-4倍多。高速的通货膨胀在1994年使62.9%的中国公众对政府控制物价的能力缺乏信心，当然也使知青一代人的提薪没有意义。如果再加上1990年代中国企业拖欠了1，000多万工人的工资、以及医疗改革迫使工人自己出一大部分钱看病，那么说大量知青一代人的生活水准有所降低也未尝不可。但他们同时还得超前消费。受西方或只是受隔壁邻居生活方式的影响，消费使许多城市人花的超过他们挣的。1980年代后期的彩电、冰箱、组合家具通常耗尽一个家庭一两年的积蓄；而1990年代的电脑、组合音响、室内装修则更使花钱升级。知青一代人也许可以不要这些物件，但却不能不买几样，因为它们是生活质量的指标、时代的风尚、独生子女成长的必需品。受制於通货膨胀和超前消费，这代人的经济难以上升。他们的经济地位还在民工和年轻一代的挑战下岌岌可危。当1970年代末知青的"胜利大逃亡"席卷中国农村时，农村青年也要求享有与城市青年平等的工作机会。而在政府无视他们的呐喊时，农村青年便自行跨越了政府设置的城乡分野，兴起了改革时代极为壮观的"民工潮"。1990年代初，大约8，000多万的民工在城市流动，他们搬砖瓦、扫垃圾，做著所有低质量与低收入的工作。可他们却堵死了知青一代的后退之路。一旦这代人下了岗，他们将连找低工资的工作也很难。而更年轻的城市一代却堵死了知青一代的上升之途。他们干著电脑程序员、银行职员等一切高水平和高收入的工作，因为他们有著一切老板都看中的两样本钱:有教育、年轻。夹在民工和年轻人之间，知青一代在市场经济中进退无据。他们不想干民工干的，何况机会已越来越少；可他们又干不了年轻人干的。下岗后他们将无处可去。

知青一代转型的困难还在於他们缺乏市场经济的概念。他们有过中国传统的教育，儒家的轻商在他们思想中留下过痕迹；他们许多人也看见过工商业者如何在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剥夺财产和整得声名狼藉。革命的教育教给他们的是理想主义和平均主义；长大要当工人农民，而不是当生意人赚钱。因此在1980年代这代人也和许多中国老百姓一样厌恶经商牟利，视跑单帮、干个体致富的为不正当发财的人。当然，他们也就同时放过或无视了许多可以开展自己经济事业的机会。更关键的是，社会主义是他们所曾生活过的唯一经济制度，即便不喜欢，他们也熟知其好处:铁饭碗、公费医疗、退休劳保。当邓小平要打烂铁饭碗、"摸著石头过河"含糊地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为著工作和生活的稳定，这代人更倾向於留恋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对大回潮回城的800多万知青来说，向市场转型尤其困难:他们缺乏市场经济的知识，更不能在生活尚未稳定就又被推向不稳定。他们已饱尝农村的艰辛，需要的是时间和收入来平复心理的伤痕和重新适应城市生活。只要社会主义能支付活得下去的工资，那么他们就更没有转型的紧迫性。

但知青一代绝难想到社会主义经济会随改革而陷入泥潭，连自身的存在都已成根本性问题。中国改革以来的最大成就不是国有经济体系内的改革（其实它还没改），而是在它之外另外造就了一个日益超越它的非国有经济。自1980年代，中国的乡镇、私有、合资、外资企业飞速发展。1998年底中国有23.8万家国有企业，而外资合资企业已达32.5万家，并且它们的工业总产值已与国企半斤八两。国有经济企业因资本缺乏、劳工过剩、效率低下而成了改革中的最大输家，并在非国有经济的挤压中江河日下。而为了存活和向工人支薪，国企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国家银行借钱；借不到时便只有发明自己的措施减少开支。从1980年代中晚期起，不少单位就开始请怀孕女工休1-3年的长期产假、拿50-70%的工资以减少企业支出。更多的企业乾脆请35岁以上的工人提前退休，领相当於原工资60-70%的退休金。在实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知青一代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中的老三届大多已在年龄的切割线之上。1992年中国决定性地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下岗便成了工业、企业裁减冗员的标准化手段。在下岗的覆盖面中，知青一代因年龄偏大和文化偏低而成了最脆弱的一?。1996年，据中国官方统计共有750万人下岗，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1%。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下岗人数最多，其中56.8%的年龄在35-45岁。下岗工人的教育程度与年龄结构清楚地表明:知青一代是下岗政策化以来首轮下岗的主要对象。上海女工陈洁的例子最能说明知青一代人在下岗中的脆弱。1969年陈洁搬完初一后下放去了云南西双版纳，1979年陈洁在知青大回潮中回到上海，进了大中华橡胶二厂。她工作积极，入了党，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厂里会不要她。1993年她40岁时，厂里效益不好让她下了岗。在这之后她申请过不少正当的工作，可总是被嫌没技术或年龄大而遭到拒绝。她花了积蓄摆过服装摊，可因生意太冷清而不得不收摊。她感到命运的残酷，但为了读书的儿子和病中的父母，她还得把日子过下去，继续找工作。后来陈洁做了家庭服务员，从那儿又做到了居委会主任，成了1998年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期间所表彰的下岗后再就业的榜样。

但更多的知青一代下岗后没能攀升到居委会主任这一级，尽管它在城镇中连芝麻官都算不上。北京女工章桂英是69届的初中生，有著与陈洁一样的年龄和教育。她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9年，回北京后在一家化纤厂干了14年，1992年39岁时下了岗，而家中的知青战友丈夫已久病长期卧?。章桂英痛哭过，找过上级、上级的上级、直至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可回答都是千篇一律:改革必然伴随著个别人眼前利益的牺牲。最后，下岗后的章桂英干上了家庭服务员。北京男工赵永旺的经历则最好地说明男知青一代下岗的可能遭遇。他是68届初一，去阿西榆林插了10年队，回北京后在运输公司开了14年的三轮摩托"小蹦蹦"，爱人也是知青。当赵永旺的公司在1993年因私营运输业的崛起而被从前门挤迁去丰台农村时，他下了岗，才40岁出头。他看过一年大门，摆过半年菜摊、一年水果摊、一年多水产摊，最后开了个修鞋摊。陈洁、章桂英、赵永旺的下岗经历清楚地说明:知青一代过去久经的苦难，正是他们今日可持续发展苦难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