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耽误的社会生活

不完整的教育并非知青一代在改革中仅有的困窘，被下放耽误了的社会生活也让他们在改革年代格外艰难。当他们在1966年造反中把中国社会搞得天翻地覆，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所预期的生活将要等到社会秩序的重新建立。而这一等就是十多年，以致於他们成了"耽误的一代"。不少人从乡下回城时已年近三十，恋爱、婚姻、家庭、生育、工作全被耽误了。即使1977年开始的高考让一部分人搭上了通往大学的末班车，可他们的教育也已经被耽误过了。当30岁的老知青和17岁的应届高中生同坐进77级的教室里，没有甚么比这更能提示知青一代的正常化生活从一起步就已不相称地晚，要赶上改革的时代更倍加吃力。

下放至少使大部分知青的生活耽误了五年以上。在1,647万知青里，有些人下放两三年后便因优秀的劳动表现或父母的"后门"而被招工招生征兵，但更多的人在乡下待了五年或更长。在1978年上山下乡已进入尾声时，农村仍有860万知青。他们很多人已下放了十年，特别是200多万待在已由建设兵团改为国营农场的知青和大量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兵团是国营企业，从下去第一天起兵团知青就已是国家职工，因此他们很少能以"招工"这一知青上调的最主要途径回城。而作为文革前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及文革中揪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孩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知青中最无望的一?。毛泽东说他们"可以教育"也许是给他们革命的机会，但也不啻於把他们划成歧视的对象。毛泽东认为阶级敌人约不超过中国人口的5%，而在上山下乡的初期，"阶级敌人"的子女在许多地区占了知青总数的15%，在晚期则为30-45%不等，通常是后插队的知青已回城他们仍在农村。但不管下放时间是长是短，1970年代末上山下乡结束后，许多知青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下放是他们年华的浪费，因为他们并没有改变农村。他们走后，农村恢复了其惯有的宁静，多出的却是知青同伴和战友的坟茔。

无论对下放感到痛苦还是无悔，大部分知青的恋爱生活肯定被耽误了。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早期，知青大多还只是青少年。革命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阻止使他们大多没能谈恋爱，因为考虑"个人问题"意味著小资产阶级情调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当下放把他们拖入20多岁时，对永远留在农村的恐惧阻止了他们谈恋爱。国家没有法律或政策不准知青谈恋爱，但当招工、招生、征兵从不招征已婚知青时，人人都懂得结婚意味著在农村过一辈子，而不想这样过一辈子的不仅不能结婚，最好是连恋爱也别谈。但不谈恋爱使许多知青在回城后仍是单身，或已超过了婚姻的最佳年龄。1977年，黑龙江省有30多万知青已超过了国家提倡的男28女25岁的晚婚年龄，70万尚未回沪的上海知青中90%人也已在晚婚年龄之上。他们都为等待回城而没有结婚，而法定的婚龄只是男20女18岁。当1980年代初知青一代已回城时，连在中国做妇女研究的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与贺萧（GailHershatter）也发现:知青的回城为城市带来了"一个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体"，并造成了城市大龄姑娘的大批"过剩"，因为这些姑娘已在农村耽误了婚姻最佳年龄。1983年上海有12.7万30-39岁的未婚"青年"，天津有6.5万30岁以上的单身男女，其中约40%是回城的知青。而回城知青"大龄姑娘"的不幸身世尤其瞩目，以致连中共中央也得指示各级地方党组织做好"红娘"。

在乡下没谈恋爱的知青生活不美满，结了婚的知青生活也不幸福。至1977年，知青中已有86.1万人、或尚未回城中的10%已在乡下结了婚。有些人结婚是因为找到了爱情，但许多人则是对回城的遥遥无期感到绝望而结婚，或难以忍受艰难而找个相依的伴，有些结婚则乾脆是因为再不结婚就年龄太大了。但知青的结婚不是对人生的赞美，而是对生活的惩罚。无论知青与知青还是与农民结婚，结了婚就等於物质和精神上受了审判:忍受农村的艰苦并且永远没有回城的希望，除非离婚再变成单身。因此当1970年代末知青撤退的大潮把结了婚的也连带往城里涌时，不少已婚知青的家庭被这大潮?成碎片，在西双版纳农场还产生过史无前例的五天内3，000对知青夫妇的集体离婚。但回了城并不意味婚姻可以保得住。当1980年中国政府颁布的《新婚姻法》把"爱情"第一次法定为中国人婚姻的基础而使离婚变得简单后，回城知青的离婚案迅速增加，促成了改革开始后中国第一次离婚潮。韩起澜与贺萧对改革以来中国妇女离婚的研究表明:1980年代初期有大量的知青离婚，不仅知青与他们的农村配偶离婚，甚至是知青夫妇也离婚。这些离婚导致了许多不幸，以致於中国掀起了婚姻道德的大讨论和对现代"陈世美"的批判。对於没有与农村配偶离婚的知青，乡下成了他们永久的家。当1990年代中期上海的一个代表团去访问因已婚而留在吉林乡下的上百名"留乡知青"时，只有这些知青的口音才提醒代表团他们曾是"上海人"。

然而对1970年代末大撤退的知青来说，回城不是他们既有耽误的结束，而是新一轮耽误的开始。1970年代末中国人口已达10亿，使国家与社会承担著不堪负荷的压力。1979年，当一大批高中毕业小青年无处可去时，800万乡下老青年已赶了回来，使城市的待业青年达到了1，538万。与1977年前大体按国家计划额度回城的知青不同，大撤退的知青是爆发式的自我倒流回城。中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无法在短期内容纳如此大量的新劳工，可"待业"绝不是大撤退知青的期望。他们已经在农村忍受了多年艰难，并且回城的道路充满辛酸。为回城，许多人冒著被拘留的危险请愿、?行、绝食、闹事。当"病退"成为回城最可行的途径时，几百万的知青或是花尽积蓄在乡间贿赂医生的证明和干部的公章，或是吃上过量的药给自己制造疾病；有人往血管里注射汽油以恶化血检的结果，有人吞下铅块以在透视中留下胃溃疡的阴影。像十年前下放的大潮，十年后回城的大潮也没人能挡得住，连已任黑龙江省团委副书记的著名知青烈士金训华的妹妹也挡不住，放弃了副厅级的职务回上海做一名普通工人。在忍受了艰难、甚至放弃了农村和农场的职务之后，大回潮的知青要的是工作、稳定、经济的独立，而不是"待业"。

不幸的是待业之后仍然没有福音。为增进职工的质量，1979年3月中国政府开始对此后所有的招工进行文化考核、择优录取。由於考核的分数取决於求职者的教育程度，结果在不少地区，99%的回城知青考不及格。虽然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一旦放在历史条件下，考核对知青一代人就成了一场不公平的竞争。正如不少的北京知青大声喊?:毛泽东的革命与下放剥夺他们读书的权利，没文化不是他们的过错。但改革却不能因他们而降低目标。考核择优的原则确立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很多女知青发现自己最终被分配在纺织与化纤工厂干很少有人想干的三班倒；很多男知青则在国营、集体和街道企业里干粗体力活。实际上，知青一代人的一路被耽误已把他们耽误成城市与改革的社会负担。1978年底上海知青中仍有74万没有回城。出於责任与道义，上海在1979-82年间把他们照单回收。对已有千万人口的上海市来说，接纳这些知青的爆发回城并为他们安排工作实在是不容易。其他城市或许没有上海的人口压力，可它们没上海那么多的企业，安置回城的知青也不容易。当知青的人生五年十年地在农村凝固时，中国的城市已逐渐重建了社会秩序。可大倒流的知青要重新过城市生活，因此他们不得不挤满了公交车、挤烦了劳动局、挤进了厂矿，甚至像王安忆《本次列车的终点》所描绘的，挤炸了母亲的宿舍、挤裂了兄弟的情义、挤破了家庭关系。毫无疑问，他们应该回城。自1960年代末当官的用权力为自己子女逃脱农村大开后门之后，对绝大多数知青来说，回城不仅是为了重过城市的好日子，也是为了讨回他们的社会正义。但他们生不逢时地在革命与改革的交替之际大倒流，已被耽误成毛的革命的陈旧遗产，又变为邓的改革所不要的社会负担，尚未入时便已过了时。

可知青一代还得反过来承担改革的社会成本:独生子女计划生育。1979年当这代人正处於恋爱、结婚、生育的最佳年龄时，中国政府把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在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政策也许是中国解决人口压力迫不得已的办法，也可能得到知青一代许多人的支持，但政策所颁布的时间却对这代人特别不公。许多知青在毛泽东时代原本可以恋爱、结婚、生两个孩子，但在乡下时他们不敢；但恰好是回城要过正常的生活时，他们被告知只能生一个。中国人口过剩是毛泽东鼓励生育的错，知青一代的下放已经为毛泽东的革命承担了社会成本，但他们还得为邓小平改革时代的缓解人口压力作出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