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本立简介：   何本立出生于1948年  11月 22日，1967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0月下放到安徽省定远县西三十里店公社向阳大队。1970年12月招工后，先后在定远县水泥厂、县建筑设计室任技术员。1989年6月被检查为恶性淋巴癌。抗癌期间，考取国家注册建筑监理师。2007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职称。退休后，继续担任建筑总监。以自己的抗癌经历，著有《风雨抗癌歌》一书。

四十年前知青生活   四十年后心灵感悟--一个老知青曲折坎坷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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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初冬，我和本初弟一起落户到安徽省定远县西三店公社向阳大队，那年，我20岁，是67届高中毕业生，本初弟16岁，刚上完初中一年级，我失去了参加高考上大学的机会，本初弟连上完初中的机会也失去了。

步行三十里来到西三店公社向阳大队小闵庄，生产队安排我们住到一间土墙草顶的公房里，并帮我们支起了锅灶，买了张床，这就是我们落户时的全部家当了。我瞅瞅那间房子，几处透亮，心里很犯难为：这种房子能住吗？刚到农村，也顾不得这些，好在冬天里雨雪不大，新鲜事也多，冬天很快就过去了。当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小小的房子里又添了一个新伙伴--上海知青王良佑。他是初中67届初中生，是投靠婶婶下放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值春雨连绵，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土墙也潮湿了半截子。我对此屋的安全问题一直揪着心。心想：等人头熟，天晴时，请队里帮着修一修。

一天晚上，下放在公社的省水利厅技术员小沈来到我们的小屋聊天。泥稀路滑，晚上他没有走。他和王良佑睡一个床，我和本初弟睡一个床。我们聊天聊的很晚。刚准备睡觉时，只听到屋上有辟辟啪啪的声音，比雨点打在屋面上的声音还响一些，响声渐渐增大，半夜三更，是什么声音呢？好像感到房子还有些轻微晃动。我抬起头来看看窗外，外面却是很好的月光。"还能是房子要倒了吗？"--我的心顿时紧张起来，大喊了一声。四个人连忙从床上纵身而起，赤着脚就往屋外跑。刚出门，没走几步，来到水塘边，就听轰的一声，房子一下子倒了下来。真像是电影里的惊人一幕。当时，我们没有感到丝毫害怕，只是觉得莫大的庆幸。在万籁无声的乡村夜晚，四人光脚站在水塘边的烂泥地里，也顾不得凉，一起放声大笑起来。

第二天，邻居们冒着细雨帮我们扒出家俱，只见床衬砸断一根，木箱砸了个洞，锅碗灶台全砸碎了，只有两床被还算是完好的，可是沾满了泥水。社员们议论说："这间屋平时连牛都不敢栓的，还住人呢，作孽啊！"听到这种话，看到这种惨景，我心里酸溜溜的，难道我们知青的命连牛都不如吗?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梗在心头，难以用语言表达。

后来，大队又安排我们住进了炕烟房，也是土墙草顶的公房，据说是新盖不久。大队长安慰我们说："这下可以安心住了，再倒我负责。"

我们搬了家，辛辛苦苦地支好锅灶，生活又安顿下来。初夏来临时，大雨下个不停。王良佑回上海了，连日劳累，我和本初弟都睡熟了。早晨，一声炸雷响，我在沉睡中听到本初弟减道："大哥，房子又要倒了！"吓得我一骨碌翻身下床，就见到屋子的一面土墙开了个大裂子，正在缓缓向外倾斜。第一次倒房是在夜里，我也没看清房子是怎么倒的，这次可是亲眼看见了，可把我们吓坏了。我俩浑身发抖，光着上身，赤着脚跑出房外，在那雨林中大声呼救……

大队长正在家睡觉，听到我们的呼救声还有几分不相信呢，等他看到了现场却慌了手脚，连忙指挥几个社员用几根木棍子顶墙，幸好土墙倾斜的速度较慢，还就给顶住了。倒房的危险算是暂时避免了，可是，开了那么大裂缝的危房还能住人吗？我请求大队长再给我们调间房子住，大队长回答道："大队暂且没有空房，你们暂且将就住住吧，等腾出来空房，我负责给你们调。"还自言自语地说："一个大队一下子来了二十个知青，我从哪里给你们调到好房子呢，我又不会变房子，真难为人啦！"

向阳大队是县里树立的学大寨典型，来参观的人比较多。其实，到处都是肩挑手忙式的耕作农活，又典型在哪里呢？原来就表现在上工时间长，休息时间短，要人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加拼命；还表现在常开田头批判会，动不动就把几个正在老老实实干活的"四类分子"拉出来斗一场，喊一阵阶级斗争永不忘的口号，也说不出其它什么名堂。

我自幼随父母在城里上学，从来没有干过艰苦的农活。特别是午秋二季，天长夜短，天麻麻亮就得上工，天擦黑才能收工，睡眠就远远不够了。我整天感到头昏脑胀，放工到家就想睡觉，听到上工哨子声还睁不开眼，如牛负重。田头休息的十几分钟，都要躺在田埂上闭闭眼。农村生活是收什么吃什么，我们初次安家落户，独立生活，经常缺油少菜，营养贫乏。

下放农村的第二年冬天，正赶上兴修水利。西卅店公社组织各大队劳动力，到齐顾郑水库参加劳动。全大队青壮年男劳力都参战和我们知识青年都去参加了。

齐顾郑水库一公里多长的坝埂上，红旗招展，布满了劳动人群。各大队都分了任务，划分了地段。当时兴修水利，什么机械也没有，就靠"人海战术"，几十米高的坝埂全靠人力垒起来，挖土、抬土、夯土全部是人工干。我们两个人抬着一大筐土，一百几十斤重，去爬那几十米高的坝埂，上下一趟就汗流夹背了，几天干下来，腰酸腿疼，身体象要散了架似的。

大队长是个爱出风头的人，每逢公社组织这种劳动，他都要抢头功。这种超负荷劳动他还嫌不够，"我说啊，我们还不像大寨人"，自从他从大寨参观回来，张口就是大寨人怎样怎样。"明天，人家抬一筐，我们抬两筐，要跑步上下坡，这才像大寨人。"

抬一筐都够呛，抬两筐上坡就更重了，两百几十斤重啊，爬起坡来腿都在颤抖。没干几天，我就觉得左胸肋骨被压得疼痛难忍，其后这种疼痛一直伴随着我，时轻时重，从没有痊愈过。这是那次劳动留下的创伤！我看到好几位比我小几岁的女知青累得更够呛，红红的脸夹挂着汗珠，还抬两筐土艰难地爬坡。只有一位女知青悄悄对我说："大何，别听他们的，蛮干！干出来成绩是他们的，累坏了身体是自己的。"在那场艰难的劳动中，这是我听到的唯一一句温情的安慰话。

在知青下放农村四十年之际，我们当年的知青又相约集体回到了当年下放的农村。四十年后，尤其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当年的一群大姑娘，小伙子，也都已是五十几岁。相聚在一起，回顾四十年来坎坷曲折的生活道路，个个百感交集。

回城后，我们中的多数人又经历了下岗。我在中年时，以洒满鲜血的经历，历时3年，带病学完电大工民建专业的课程，获得了大专学历。1989年又被确诊为恶性淋巴癌，预计生命期只有半年，历经千难万险，至今已20年。更为不幸的是在抗癌期间，我还遭受了失去爱子的毁灭性打击。改变了的人生轨迹，使我的生活道路坎坷曲折，也给我的生活带来太多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