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教育者没有权利以精英自居、高高在上、强加于人:“我们不能将他们当鸭子填，更何况我们所填给他们的东西，一点也不滋补。”他认为教育者和受教者的关系不能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知识分子至多只可做小孩与大众的顾问。超过了顾问的范围，就要损害他们的自动精神。”而且，“即是做个顾问，知识分子也得跳进小孩与大众的队伍里去与他们共患难同休戚，才够得上顾问的资格”。教育是培养自动力，但只能“在自动上培养自动力”；否则，“若目的为了自动，而却用了被动的方法，那只能产生被动而不能产生自动”，只能事与愿违。

去除对人的“自然的生长力”的束缚和压抑，这就是解放。传统社会机制对人的“自然的生长力”的束缚和压抑是全方位的，解放也必须是全方位的。陶行知因此提出了“六大解放”说。

首先是思想的解放，即把人的头脑从固有的迷信、成见、曲解、幻想等层层“裹头布”的包缠中解放出来。陶行知认为，束缚和压抑人的“自然的生长力”的有两个东西，一是有形的“裹脚布”，它束缚和压抑人的身体；另一种则是无形的“裹头布”。“自从有了裹头布，中国的儿童、青年成人也是被人今天裹，明天裹，今年裹，明年裹，似乎非把个个人都裹成一个三寸金头不可。”这是最可怕的束缚和压抑，因为它从根本上窒息了一个民族的活力。陶行知大声疾呼:“这种种要不得的包头布，要把他一块一块撕下来，如同中国女子勇敢的撕下了裹脚布一样。”

其次是手的解放。陶行知认为手的解放本来是人类进化的关键环节:“人类自从腰骨竖起，前脚变成一双可以自由活动的手，进步便一天千里，超越一切动物。自从这个划时代的解放以后，人类乃能创造工具、武器、文字，并用以从事于更高之创造。”如果手没有解放，不能执行头脑的命令，人类的这些进化就无从谈起。传统教育对手的解放之重要意义却毫无认识，它只要学生“规规矩矩”、不准学生“乱说乱动”，把手束缚了起来。“中国对于小孩子一直是不许动手，动手要打手心，往往因此摧残了儿童的创造力。”陶行知为此呼吁解放学生的手，“使他能干”，使手脑平衡发展，身心平衡发展。

再次，他主张解放学生的嘴，即把言论自由还给学生，让学生敢讲敢问。

第四，还要解放学生的眼睛，使眼睛能看事实。

第五，也要解放学生的空间，让他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取得更丰富的学问。

第六，更要解放学生的时间，不把他的功课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使他有余暇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六大解放”之要义是人的全面彻底的解放，是人的全面彻底的自由。晚年的陶行知曾热情洋溢地反复宣扬“六大解放”说，无论是在儿童教育、还是在民主教育、社会教育方面，他都强调要“六大解放”；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他还发表文章呼唤“六大解放”。实际上，陶行知是把“六大解放”当作他最重要的遗嘱和精神遗产，这表明他至死不渝地追求着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