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人道、博爱精神及悲悯情怀，在他可说是浸彻骨髓。所以他以“爱满天下”为毕生信条。早年他断言:“共和之大本”在博爱，若无博爱“以植共和之基，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后来他创办“晓庄师范”、创办“育才学校”，最重要的动力仍是博爱。“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晓庄可毁，爱不可灭。”1943年他又说:“近来我们深刻的了解，人生最大的目的还是博爱，一切学术也都是要更有效的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我们仍当向这个方向努力。”

陶行知之博爱，是爱人类全体；而在人类全体之中，弱势群体的生命权利最缺乏保障，所以他认为弱势群体最需要爱。陶行知对此有着切身体验，对底层劳苦大众的关怀也就尤为深切。他关注最多的弱势群体，一是“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为此他不惜放弃每月500大洋的教授职位，住牛棚、戴斗笠、穿草鞋，过着“原始生活”，创办乡村师范，试图通过普及乡村教育来改造整个农村社会，解农人于倒悬。二是贫苦儿童和青年学生。陶行知对此有过自白:“在我的世界里，小孩和青年是最大，比什么伟人还大。”他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儿童和青年，这已为众所周知。

爱是陶行知毕生事业的灵魂。他以宗教般的虔诚歌颂爱、实践爱、创造爱。陶行知所理解的现代化首先是要提升人的权利和尊严、服务于人的自由和幸福，即依靠“人”的现代化、为了“人”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理念与社会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局限于物质意义的“现代化”不同，后者（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等）之目的往往局限于国家的强大，如此理解其实是太偏狭了。没有“以人为本”的现代价值体系，没有“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关系，而徒有物质力量的强大，这样的社会绝不算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必须文明和强大兼具，才有真正的现代化。

中国的传统教育之主要目的是培养官僚；而后来的革命教育则旨在培养顺从的劳动者；前者只是政治工具，后者则是政治、经济的双重工具。这两种教育都服务于外在价值，而不是服务于人本身。陶行知等近代中国教育家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则不然，它以完善人自己为目的，以提升人的价值为目的，在本质上是立人的教育。正因为如此，一些近代教育家提出了人格教育。例如，陈鹤琴倡导“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陶行知主张“教人做人，教人做真人，教人做真善美的新人”。“教育的核心是做人”，乃近代教育家之共识。但近代教育家所倡导的“做人”，与传统教育所谓的“做人”不同:它不是人性的禁锢和蜷缩；恰恰相反，它是人性的突围，人性的舒展。

陶行知倡导的“做人”至少包含两大要素。

第一是做真人。陶行知倡导“教人做人，教人做真人，教人做真善美的新人”，其中“真”是第一位的，这主要是针对传统教育而发。传统教育的弊端之一即“伪”，首先是知识层面上的“伪”。用舒新城的话来说，这种“伪”是“旧日统治知识消费知识”；用陶行知的话来说，那些“伪知识”“不是从经验里发生出来的知识”，而是“经验以外滥发的文字”。近代中国的教育家们把经营这些“伪知识”的“特殊势力”称为“伪知识阶级”，对之极为不屑；舒新城痛斥他们“减少生产力增加消费力”，陶行知则贬他们为“废人”──“这些废人只是为‘惜字炉’继续不断的制造燃料，他们对于知识的全体是毫无贡献的”。

陶行知认为，这还只是他们的罪状中较轻的一种。最可恶的是，他们不仅无用，而且害人──从整个阶级的出路来说，他们固然居于必败之地；但就具体的个人来说，却也有幸而成与不幸而败之别。成，便是为所欲为的“人上人”，即令败而做土豪、劣绅、讼棍、刀笔吏、教书先生，仍然为祸甚巨:“他们没有真本领赚饭吃，只得拿假知识去抢饭吃，骗饭吃。土豪、劣绅、讼棍、刀笔吏之害人，我们是容易知道的；教书先生之害人更广、更深、更切。我们是不知道的。教书先生直接为父兄教子弟，间接就是代帝王训练‘伪知识’阶级。他们的知识，出卖给别人吧，嫌他太假；出卖给皇帝吧，又嫌他假得不彻底。不得已，只好拿来哄骗小孩子。这样一来，非同小可，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几乎把全国中才以上的人都变成书呆子了，都勾引进伪知识阶级了”。这就不仅是害人，而且是害国──把中国变做了“伪知识的国”，从而置中国于危险境地:“以伪知识的国与真知识的国抗衡，好一比是拿鸡蛋碰石头，那有不破碎的道理！”

传统教育之“伪”尤其体现于人格层面，即双重乃至多重人格。用一句成语概括，就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种彻头彻尾的“伪”，陶行知尤为深恶痛绝。他早在大学时代就认定，中国误就误在这种“伪君子”身上:“天下非真小人之为患，伪君子之为患。真小人，人得而知之，人得而避之，并得而去之。伪君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而处心积虑，设阱伏机，则桀纣也。……综天下而论伪君子惟吾国最多；统古今而论，伪君子惟今世为最盛。吾国之贫，贫于此也；吾国多外患，患于此也；吾国多内乱，乱于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