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已在暗中策划，杨度等人正在准备帝制舆论。袁世凯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会见古氏，要求他为总统准备一份备忘录，就共和与君主两种国体之优劣以及何者更适于中国，作一比较与评价，以供政府作参考之用。身为政治顾问的古德诺自然领命照办，便撰写了一篇长文，作为给袁世凯提供私人意见的备忘录。然而出乎古氏意料的是，这篇备忘录很快被译成典雅的中文，以《共和与君主论》为题，发表于8月3日御用的北京《亚细亚日报》上。译者是总统府法制局参事林步随。正是这篇大作使古德诺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一个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相联系的恶名。

《共和与君主论》的基本思想倾向与古德诺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不过在这里他主要是从权力交接的角度来论证中国实行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认为君主制最大好处即在于权力交接时不致引起动乱，从而保证政治稳定。文中称:“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因此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不过古氏也特地为改行君主制提出三个前提条件:一、改制不可引起国内人民与列强的反对以免招乱；二、君主继承法应明白确定，以解决嗣位问题，否则改制无益；三、政府应预为计划，使人民得与闻政事以发展爱国心，使人民知政府为造福人民之机关，使人民知其得监督政府之动作，以求立宪政治之发达，否则改制未能有永久利益。只有具备这几个条件，改制才有利于中国。

此文发表于帝制舆论正在积极酝酿的当口，很快被帝制派加以利用。8月14日，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并发表成立宣言，宣言将民国成立以来政治动荡、人民所遭痛苦，悉归罪于共和政体，并援引古德诺的文章作为其立论的一大依据，颇为煽情地称:“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之得失，自为深切著明，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彼外人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不思为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古德诺及其《共和与君主论》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为舆论焦点，多家媒体纷纷予以报道、评论。连海外舆论也开始关注此事，8月11日东京的报纸转载了古氏此文，9月9日，伦敦《泰晤土报》也予以转载。

古德诺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言论被政客所利用，他不愿卷入帝制运动的是非之中，便亲自出面辟谣。8月17日他接受了英文《北京宪报》（Peking Gazette）的记者采访，发表个人声明。据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书汇编》记载，古氏在其声明中明确反对筹安会把所谓“君主制政府优于共和制”之说强加于他的名下，“因为此说既不正确且与他本人的观点完全不符。古德诺博士声明，他不但从未下此断言，而且恰恰相反，他认为没有哪一种政府形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优于其他的政府形式”。他虽然反对杨度简单论断君主制优于共和制，但在论及中国现实时，却仍然倾向于君主制。他说:“对某些条件适宜的国家而言，共和制是最佳的政府形式，美国法国即是如此。……反之，在与美、法有着不同国情的国家，君主制经常是更为合适的。”所谓国情，主要是指民智之高低。“中国的国情使共和制很难有序发展起来，这首先是因为人民普遍缺少知识且长期习惯于专制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未能将从满清开始的那种在君主制下逐步实行宪政的经验予以进一步发展，这已是一大不幸，而在革命后的既定形势下，实行共和制则是不可避免。”他谨慎地重申改制的三个条件，称改制只有在其能令人满意地解决政权交接问题时才是合理的，并强调“所立君主乃是有限的立宪君主。……重建中国原有的君主专制则不能被认为有利于目前情况的改善与进步”。最后，他有意不直接回答记者关于目前中国是否满足其三个条件的提问，而是小心翼翼地表示，他“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了解不够，因而无法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得把这些问题留待那些真正了解中国国情且对中国命运负责的人们去回答”。

古德诺的声明并未使他摆脱与帝制运动的关系，舆论界的批评之声蜂起，其中尤以章士钊主笔的《甲寅》杂志的批评文章最多最集中且火力最猛。批评者指斥古氏助纣为虐，居心不良，“惟感万金豢养之私为媚兹一人之举，不惜颠倒万世之是非，鼓簧天下之耳目”；并从理论上对古德诺所借以立论的国情、民智与政治稳定这几个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指出这些问题都不能成为复辟帝制的正当理由。相比之下，外国舆论对古德诺的评价大多比较温和，且多倾向于认为古氏不过是被利用而已。如8月27日的《字林报》称，帝制运动为官方所鼓成，“古德诺公然发表其意见，俾众周知，无论另有用意或系出于疏忽，而官场欲借此以觇国人舆论之微意已可于此见之。……总统府于外客来游时，苟非目不识丁胸无点墨则即赠以古博士意见书一册而求其著述意见，是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