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到长沙的时候，我比前时更直接参加了政治工作。五四运动以后，我把大部分的时间，专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这是湖南学生办的报纸，对于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帮助创办了文化书社--一种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势的团体。这个书社，而且特别是新民学会，猛烈地反对那时候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一个很坏的人。新民学会领导了一个学生总罢课，反对张敬尧，要求革去他的职。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鼓动反对他。因为那时候孙中山在西南已经很活动了。于是张敬尧就用查禁《湘江评论》来报复学生的反对。

这以后我跑到北京，代表新民学会在那里组织了一种反军阀运动。新民学会又把反张敬尧的斗争，扩大为普遍的反军阀的煽动。当时我担任一个通讯社社长，推动这个工作。这个运动在湖南得到了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闿推倒了，长沙建立起一种新的局面。正在这个时候，新民学会开始分成了两派--左派和右派--左派坚主着一种远大的社会、经济、政治的改革。

一九一九年（5）[应为1920年。]我第二次到了上海。在那里我又看见了陈独秀。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北大。或者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更大。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希望他能赞助湖南学生运动。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组织“湖南改造联盟”的计划。以后我回到湖南就开始组织起来。在那里我得到一个教员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那时新民学会的政纲是争取湖南“独立”--意思是真正的自主。对于北方政府非常厌恶。并且相信如果能够和北京脱离关系，湖南会更快地现代化的。所以我们的组织鼓动和北京政府“分离”。……

谭延闿又被一个叫做赵恒惕的军阀赶出湖南了。赵恒惕利用“湖南自治”运动图谋他自己的利益。他假意拥护自治，主张中国成为“联省自治国家”。可是当他一得到了政权之后，他用极大的力量镇压民主运动。我们的团体要求男女平权和代议制政府，总而言之，赞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政纲。我们在自己办的报纸--《新湖南》上，公开地鼓吹这些改革。有一天我们领导着去捣毁湖南省议会，因为在那里，大多数议员都是军阀所指派的地主豪绅们。这一次捣毁的结果，我们把省议会里所张挂的胡说八道和吹牛的对联匾额，都除下了。

捣毁省议会这件事被看做湖南的一件大案子，统治者们都惊慌了。可是，当赵恒惕夺得政权以后，他背叛了一切他以前所支持着的主张。特别是猛力禁止一切民主的要求。所以我们的学会把斗争的目标转向了他。我记得一九二○年的一段故事，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个示威，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这示威被军警镇压下去了。有些示威者曾经企图在这一次会上，举起红旗，可是军警禁止没有能这样做。示威者指出依照那时候的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组织言论的自由，但是军警并不听从。军警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的讲堂的，而是来执行赵省长的命令的。从这次以后，我慢慢地信服了只有经由群众的行动而得到的群众政治力量，才能保障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在一九二○年，我第一次干工人政治组织，在这方面我开始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所指导。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那时候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有三本书特别印在我的脑海里，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解释，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是由中文印行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刻儿枯朴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某种程度地也在行动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从这以后，我自己也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年我和杨开慧女士结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