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一个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他的生活，后来和我有了极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坚强地信仰他的伦理学，努力灌输一种做公正的、道德的、正义的而有益于社会的人的志愿，给他的学生们。在他的影响之下，我读了一本关于伦理的书。这书是蔡元培翻译的。我读完后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心智的能力》。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而我的论文被杨昌济老师大大称赞着。他给了我一百分。自然他是从他的唯心观点来看的。

一个姓唐的教员常常给我一些旧的《民报》，我用高度的兴趣来读它。从这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有一天我看见了一份《民报》。上面登载着两个中国学生，旅行走遍中国一直到了西藏边境打箭炉的故事。这件事非常地鼓动着我。我想要摹仿他们的样子，但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我应当先办到湖南全省的旅行。

第二年夏天我步行游历湖南省，走过了五县，一个名叫肖瑜的学生陪伴着我。我们走经了这五县，没有用过一文钱。农民们给我们吃，给我们地方睡觉；我们到任何地方都被很好地招待着欢迎着。……

因为感觉到要向外发展和需要一些亲密的伴侣，有一天我就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我特别提出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的青年们。对于这个广告，我收到了三件半的回信。一件是罗章龙的回答，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叛变了。两件是从两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得到的。半件回答这是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所说的一切话，可是他随即走开了，他自己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我们的友谊永远没有发展起来。

但是慢慢地在我的周围建立了一群学生，这群学生后来成立了新民学会的核心，这个学会对于中国的事情和命运，有着广大的势力。它是一小群头脑认真的人们，对于小事情是没有时间去讨论的。他们所做的和所说的每一件事，必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来说爱情和“浪漫史”，而且认为时局是太危急了，学问的需要是太逼切了，完全没有时间去讨论女人或私人事情。……我和我的朋友们，只高兴谈论大事情--中国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世界、宇宙！

我们也成了热烈的体育锻炼者。在冬季假期里，我们在田地上走着，上山下山，围绕城墙，渡河过江。假如遇见下雨，我们就脱下衣服，说这就叫“雨浴”。当太阳很热的时候，我们也去掉衣眼，说这就是“日光浴”。在春风里我们大声叫着，说这是一种叫做“风浴”的新游戏。已经下霜了的日子，我们还在露天中睡觉，甚而至于十一月里，我们还在冷水里游泳。一切这些都是在“身体锻炼”这一名词之下进行的。或者这件事对于锻炼我的体格，帮助不少，而这一种体格，后来我在华南许多次的进退行军里，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里，是这样迫切地需要它的。

我和许多别的市镇城池里的学生和朋友们，建立了一种很广大的通信关系。慢慢地我开始认为需要一种更严密的组织。一九一七年，我和几个别的朋友，帮助发起新民学会。这学会有七十到八十名会员。而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都变成中国共产主义里和中国革命史里的有名的人物。曾经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有名的共产党员有:罗迈--现党组织委员会书记；夏曦--现在第二方面军里面；何叔衡--中央苏区中最高法院高等推事，一九二七年被蒋介石枪杀（1）[何叔衡牺牲应为1934年冬或1935年春。]；郭亮--有名的工人组织者，一九三○年被何键枪杀；肖子璋--作家，现住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被蒋介石枪杀（2）[蔡和森牺牲在1931年夏。]；叶立云（译音）--中央委员，后来叛变投降国民党，变成资本家工会组织者；肖铮（译音）--党的著名领袖，党成立时最初纲领的六个签字者之一，不久以前因病亡故。新民学会会员的大多数，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中都被枪杀了。

大约在同时另一个团体被组织成了，这是湖北的“社会福利社”（译名），是类似新民学会的。它的许多会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其中有:温得应（译名）（3）[即恽代英。]--该社社长，在反革命中被蒋介石枪杀。……在北平也有一个会社。叫做“互社”（译音），有些会员后来也变成共产党。在中国别的地方，主要地在上海、杭州、汉口、天津，一些青年战士，组织些急进的团体，开始在中国政治上确立了一种势力（4）[这样的团体在天津的是“觉悟社”，吸引了一些急进的青年到组织里来。周恩来是创立人之一。此外还有:邓颖超女士--现在的周恩来夫人；马骏1927年在北平被枪杀。--斯诺注。]。

这些会社的大多数，或多或少地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还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康、梁二人我早已抛弃了。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成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等等观念的一种奇怪混合物。关于“十九世纪的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等，我有一些模糊的情感，但是我是确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

我一九一二年考入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