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将达到空前相互依赖阶段 中国承担国际责任需制定范围
主持人:我们谈到美国的变化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谈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大家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目前来说对美国的政策原则应该是什么样的?
时殷弘:如果把“目前”这两个词淡化,说中国近年来对美国的政策原则,我觉得说得简单一点,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原则是建设性的、复杂的、综合的,同时也是积极,审慎的。
中美关系包括多个方面,从各个领域来说,有金融、有经济、有能源、有安全、有神态、有教育文化等等等等,从各个领域所包含的不同成份,以及不同比例的比如说合作、协商、矛盾,甚至争端来看,各个领域也有所不同。同时中美关系总体来看,我觉得布什总统有一句话说的很好,中美关系是很复杂的关系,就是说其中有合作潜能,但是同时也有争端,甚至有一些地方会有对立和对立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对美政策总的来说是非常正确的,就是采取一种复杂的对应中美关系、处理中美关系的做法,也就说争取合作、争取减少摩擦,要斗争的时候还得要斗争,要坚持原则的时候还得要坚持原则,要尊重美国正当的根本利益,同时也要捍卫和适当的追求中国的根本利益和其他利益。
主持人: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加上“目前”这两个字呢?
时殷弘:“目前”这两个字,目前中美关系当中,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最突出的就是要争取多多益善的取得中国对缓解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困难,给美国提供帮助、给美国提供利益,这是最突出的。从中国方面来说,我个人认为目前最突出的,也就是如何来适当的、正确的应对美国这样的期望和要求。11月15日布什要在白宫开会,新任美国总统也要参加,在这个会议上肯定无论是即将下台的布什,还是即将上台的新总统,当务之急就是要较具体的从各国取得国际合作的承诺,这个合作首先是帮助美国来应对非常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困难。
我觉得中国政府原则上主张国际合作、支持国际合作,各国共同应对给各国造成严重不利应该的经济局面。同时,中国政府也多次主张,各国置身要积极努力,同时加上国际合作。中国领导人也几次说中国眼前的最大任务就是要搞好中国的经济,维持中国和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在中央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和美国其他一些地方的金融危机或者经济衰退前景造成对中国经济不良的影响,中国要尽最大努力来维持经济比较高效的政策,很重要的就是要尽各种努力扩大内需,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近来多次强调,搞好中国经济、维持中国经济发展,就是中国能在目前情况下对世界作出的最大贡献。
所以我认为,第一,各国要自己努力,首先美国自己要努力,很难使得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能够比较出大手去帮助美国,如果美国自己不努力,如果美国即使心里想努力,但是采取的基本政策远没有产生比较明显的作用的话,也没有意义。第二,要有国际合作。国际合作其实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也可以这样说,国际合作是各国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在具体的问题上并不是均等的。同时,什么是国际责任?具体来说,各国怎么样来进行国际合作?每个国家承担多少义务、作出多少贡献,这不是一家说了算的,要国际协商、平等的协商。第三,这也是人之常情,要量力而行。我觉得前几天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量力参与国际金融合作,来应对目前世界上的信用困难和经济困难,是很适当的说法,量力而行。讲大道理,各国政府首先要照管本国自己的公民,首先要照管本国自身的紧要意义。与此同时,在照管自身紧要利益、照管自身人民应有利益的同时,要量力积极的、妥善的、慎重的参与国际合作,承担适当的、必要的国际责任和国际任务。
主持人:像您刚刚讲的,美国现在对中国的需求是非常大的,也比较依赖,中美之间的合作也会比以前更加的紧密,您觉得这样会不会影响中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关系?
时殷弘:我觉得首先如果美国目前严重的金融紊乱、金融困难和经济衰退前景没有大幅度的明显的缓解的话,也可以这样说,美国对中国的财政依赖和经济依赖,就是互相依赖,将会比先前任何时候都大,而且会被质疑比先天任何时候都有更高的意义,就是在美国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上有更高的意义。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大的方面来说,使中美形成比较紧密的关系,而且在目前世界上首当其冲重要问题上可能比过去更紧密的关系,这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这个不会影响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合作,第一,中国政府一定会量力而行,一定会考虑各种因素作出适当的反应,绝对不会为了中美之间的合作而损害和牺牲比如同欧盟的合作、同俄罗斯的合作、同大洋洲世界的合作等等。第二,我觉得目前国际上在有些问题上还是能够达成共识的,通过适当的国际合作和国际援助、国际支持、国际帮助,使得美国经济、金融不要出现太可怕的下落、低落局面,这也是符合欧洲利益的,符合世界很多其他国家利益的,因为美国在世界竞争中占的分量很大,美国对外经济联系非常多。但是像这种事情,我觉得还是要讲究一个尺寸、讲究一个分寸、讲究一个平衡,我们需要多方面的国际合作,不管同美国的、同欧洲的、同俄罗斯的,同很多欧洲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同很多亚洲邻国,你有很多关系,你有很多义务,要进行平衡,我想我们基本上能够做好自己的平衡。
同时,我觉得国际合作某种意义上跟人际关系是一样的,和人和人之间的来往是一样的,人和人之间有给有予嘛,美国没有理由也不应该光是要而不给,也不能要的不成比例的大于给,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也是,不应该,我想也不会,你看现在德国的表现、法国的表现,甚至日本的表现,也不会说光给而不要,我想美国对中国有期望,中国对美国也有期望,要互相尊重各自的紧要利益和紧迫利益。我想中国政府一般来说对其他国家这一方面都是做得很好的,但是美国最近做的一些事情中国人民是很难接受的。比如说这么大的金融危机,总统、财政部长、国会议员,甚至包括总统竞选人,经常在讲要中国做贡献、要中国国际合作,实际上讲穿了,就是让中国继续大量的购买实际上越来越贬值、越来越缩水的美元国债。还有,我想不能美国光对中国有期望,中国也要对美国有期望,美国应该尊重中国的期望,一方面美国希望中国帮助拯救他的金融,甚至拯救他的经济,另外一方面,在抗议不顾中美之间过去达成的多项协议,卖6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给台湾,所以这个是很不合常理的。
另外,多少年来美国实际上借中国人的钱,来买中国的商品,目前还呼吁中国减少贸易顺差,呼吁中国要为克服金融为难多做贡献,实际上这些事情都很不合理的。我想美国对中国有期望,中国政府会分辨哪些期望是合理的,哪些期望是不合理的,哪些期望是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能力能够予以一定程度满足的,哪些期望并非如此。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对美国也有期望,要信守中美之间的协议,尊重中国在台湾问题、设障问题等等问题上的利益,世界上事情有来有往,我想如果跟美国有来有往、有给有予,既捍卫自己的利益,也尊重别人的利益,既重视自己的情感,也重视别人的情感,我想中美关系一定会有更良好的基础和更大的调整。
主持人:美国和世界一些国家都在试图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种“国际责任任”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中国此时是否有必要承担这样的责任?如果承担了,中国能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利益?
时殷弘:西方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过去这几年几乎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包括经济方面要求人民币应该向他们所期望那么大的幅度和那么快的速度升值,或者说中国要改变在苏丹问题上这种政策,甚至有的希望政府甚至要求中国去中断同苏丹的能源合作,还有的希望中国能在处理朝鲜核问题上、实现朝鲜废核化进展方面作出大贡献,也有关于缅甸的、关于津巴布韦的、关于中国当然生态和气侯变化的等等……我想“国际责任”在西方看来是代表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刚才讲过国际责任不是哪个国家定义的,中国也可以参与定义国际责任,甚至说主导定义中国的国际责任,我们是有国际责任,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发展的这么快,不但有重大的国际责任,而且有迅速增长的国际责任。
同时,近些年来,中国已经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以越来越大的程度和深度承担履行国际责任,比如说中国在朝鲜核问题的推进、废核化的推进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对苏丹政府接受联合国安全部队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中国对国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能够取得更大程度的无论是原则还是措施,取得更大程度的共识作出相应的贡献,中国对维和任务,对于联合国安理会有效处理一些至关紧要的国际热点问题起了非常建设性的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每个国家,特别是发展非常快的国家,对于逐渐增大的国际责任有一个认识过程,而且做事情都有步子,也不可能一下子所有的都能做到。
同时,在中国人理应承担的国际责任之间、要求中国甚至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之间有一些差距,这些差距有一些短时间是不能理的,甚至有些是不应理的。我想毫无疑问,中国国际重要性越来越大,西方对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要求会是一个非常经久的事情。有些时候,西方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有些时候是不合理的,有些时候尽管要求合理,但是要求实现的速度和提出要求的方式也不合理,所以这是一个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讨论,有的时候会有政变这么一个问题。
我想对国际责任要分辨,以积极的态度去承担那些确实我们应当承担,也有能力承担的国际责任,与此同时,说服别国去掉一些和减低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不合理的期望,同时对某一些不合理的期望,特别是不正当、不合理的方式来贯彻期望,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加以去除。
主持人:假如中国真的去承担一些中国认为可以承担或者比较合理的国际责任,对于中国来讲有什么益处?
时殷弘:我觉得在有些事情、在有一些重大问题上,中国自身利益就国内而言应该做的,同增长国际责任履行是一致的,比如现在欧盟、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国贸易顺差如此之大非常不满,贸易顺差如此之大形成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在我的看法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模式不够健康,我们太多的依赖国外市场,内需不做。因此我们扩大内需,在相对的意义上减少我们对国外市场的过大依赖,这也有助于减少中国同一些相对经济体来说的过大贸易顺差。同时,比如说在气侯变化问题上,在生态保护问题上,西方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国也有一些要求、也有一些压力,有一些是过分的,但是其中也有很合理的方面,而这正是我们自己的需要,甚至非常需要的。同搞好国民生态跟经济平衡发展一样,转换发展模式,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比较多的、比较好的履行我们在这方面的国际责任,同时会缓解西方的压力。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国家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是不合理的,或者在一些重要部分也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并无义务,也不应该全盘接受,有些要加以拒绝,有些说服对方进行修改,把他们的期望、把他们的要求降到一个符合国际公理也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程度。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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