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政体的基础是暴民专政。过多的苦难和社会不公会导致下层群众的暴民化倾向，产生一种甘愿玉石俱焚的反抗心态。此时，极权主义者就以一种“救世主”的身份出现，煽动暴民的破坏情绪，允诺自己取得政权后就将带来幸福与公正。极权统治者怂恿暴民的无政府主义，怂恿暴民践踏一切旧社会的法律、道德和行为规范，而不管这种规范是否有益于人民。极权统治者的出发点也许带有某些建立新秩序的成分，但更多地是为了自己的充分解放——一种完全不受制于任何人、任何制度的随心所欲的自由——当然，这种自由是以牺牲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由为代价的。

极权统治者人格上表现为勇气与怯懦同在。他们可以完全掌握政权之前是大无畏的勇士，甚至可以做出最狂热的自我牺牲；而在攫取政权之后，则变为彻头彻尾的懦夫，用铁甲、地堡和特工把自己严密地保护起来。阿道夫·希特勒敢于在啤酒馆暴动时孤注一掷，却在攫取政权后藏到了地堡里；金日成敢于在前线指挥作战，却连飞机都不敢坐；而斯大林曾在察里津勇猛作战，后来一生凡是出行都藏在铁甲列车中。所有的极权主义者，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安全，他们时刻害怕自己被敌人夺去生命，因此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自己的巢穴构筑得天衣无缝，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潜在的敌人。

由于极权主义政体的稳固性严密性，因此它是不可能从内部被军事政变或自由选举推翻的。极权主义政体的灭亡只有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极权主义者的自然或意外死亡。由于其接班人不具备极权主义者的那种权威，同时由于民众对极权主义制度的普遍厌恶，导致极权主义蜕变为威权主义。在伊朗、中国、苏联，都出现了这种情形。但是，如果极权主义者培养自己的直系亲属做为自己的继承人，则这个继承人有可能承袭老极权主义者威势，被群众看作是老极权主义者的化身，进而使得极权主义政体有可能得以延续，朝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极权主义政体灭亡的第二种途径是国家被更强大的外力彻底摧毁，如纳粹德国、红色高棉；而目前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也出现了这种迹象。由于极权主义可以充分动员国家的一切力量捍卫自己，因此这种被外力摧毁的极权主义政体往往是伴随着这个国家的深重灾难和人民的血泊而灭亡的。

而威权主义则是极权主义相对温和的形式，由于统治者个人权威的衰落，以及个体意识的初步萌生，威权统治者只有力量保持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往往放弃不切实际的狂想，而人们也不再被勒令必须积极参与到统治者个人意志中去，个体也拥有了一些选择的自由，甚至也被允许私下对统治者冷嘲热讽。因而，威权主义阶段最明显的特征，表现为统治者与群众利益高度的不一致，统治者只有依靠国家机器勉强维持其统治。威权主义是个承前启后的阶段，既是极权主义政策的延续，也是民主主义萌发的阶段。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就是典型的威权主义阶段。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半个世纪以来最具扩张力的斯大林主义已经不可避免地显示出衰败的迹象:群众的革命激情都已被诺言无法兑现的冷漠所取代，社会主义理想被长期以来生活必需品的短缺所磨蚀，苏共渐渐缺乏活力，官僚机器越来越懒散和耽于谋取私利。随着极权主义的消亡，苏联社会正逐渐经历着因为现代化和对外交流的扩大而产生的变化，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对旧的、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文化的认同，转而接受新的更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新的社会意识正在形成。社会的根本变化要求苏共提出新的、能够跟得上时代步伐的、对群众有说服力的新思想。但是，“苏共被苏斯洛夫这样的意识形态偶像弄得昏昏欲睡，对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丧失了主动权，只能无力地重复那些早已过时、干瘪无力的教条。”③

原捷克剧作家、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曾经举过一个典型例子。在六十年代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个商店的橱窗里，挂着这么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哈维尔认为:这个商店的店员挂这幅标语，并不是认为他们相信全世界无产者的团结会对他们的生意有帮助，而是希望用这幅标语向官方表明他们的政治态度，也就是他们愿意服从“党的规矩”，免得招来麻烦。老百姓在独裁体制下的生活本能，就是必须习惯于在公开场合讲政治方面的假话，也正是这些假话，“巩固”着勃列日涅夫式的统治者的政权。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也或早或晚会出现对独裁者的挑战，这类挑战不是突然爆发的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者示威，而是源自人们内心的讲真话的愿望。人的本性是喜欢真诚、讲真话的。正如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中所言，总会有一个孩子在“多美的新衣服啊”之类的谎言里说出“可他什么也没有穿啊”一样，人们想讲真话的欲望是不可阻止的。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人们不得不每天“戴着假面具”上班，只有回到家里才能说一些真话。

勃列日涅夫的专制体制导致了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厨房政治文化”现象的出现:就是人们白天在工作场所说了一天假话后，晚上亲朋好友围在厨房的餐桌旁(苏联人多数家庭没有专用的客厅，但厨房比较宽敞，成为亲友见面说话聊天的地方)，议论批评时政，把平时在公开场合压在心底的真话讲出来。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就是这样形成共识的，而许多青少年也因为偷听厨房里父辈们的政治议论，而逐渐形成了与官方宣传截然不同的观念。

在官方陈腐的、虚伪的意识形态教条越来越失去支持者的同时，西方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却突破了官僚们建造的意识形态壁垒，深入到苏联普通公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心灵深处。到了七十年代，穿牛仔裤、坡跟鞋、跳迪斯科舞、听爵士乐，越来越成为年轻人的时尚，吸毒也开始风靡一时。这种对西方生活方式的追求，被官方斥责为“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青少年的侵蚀，经常受到干涉。然而，日渐衰微的教条主义者却无法真正阻挡年轻人的选择。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真的有优越性，而是因为教条主义者们没有能力提出更好的、更能够吸引人的选择。当教条主义者干瘪无力地重复着那些没有说服力的教条时，他们注定要遭到青年一代的抵制，从而把几乎整个青年队伍推到了党的对立面去。这种化友为敌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刚刚提倡“改革与新思维”时的1987年，莫斯科市有52%的青年技术人员、65%的青年工人和71.4%的大学生自认为自己是与官方持不同政见的“非正式组织”成员（《接班人》，莫斯科，1987年12月）。在其后发生的苏联政治演化中，正是这些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成为叶利钦“激进改革”的主要支持者和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主力军。

青年一代的价值取向是关系到一个制度生死存亡的巨大问题，因为未来就是由青年人把握的。无论老一代人信念多么坚定，但终究无法逃脱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建设社会主义的责任早晚要落到当初的青年一代的肩上。如果不注意对青年一代的培养和吸引，怎么能够保护社会主义航船的方向呢？七十年代的青年人都是出生于卫国战争以后，他们从出生就没有领略过沙皇制度的残酷，也没有领略过资本主义的苦头。他们自幼就被告知生活在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当长为青年人之后又被告知生活在“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很自然，他们对这种制度就寄予更高的期待。可是现实生活与他们的期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却无法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中，“公仆”享受特权、贪污受贿、生活奢侈堕落，而“主人”们却排队购物、生活艰难，并且从来没有机会真正表达自己的意愿；在“真正平等”的制度下，官僚的子女拥有无可比拟的机会，而普通人家的子女却机会渺茫；当他们在疯狂的迪斯科音乐中发泄自己的惆怅时，又遭到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们的干涉和指责——所有这一切，怎么能够使得青年一代对这种“社会主义”不失望，既而怀有深刻的敌意呢？怎么能使得他们对“水深火热”的西方国家不羡慕呢？党失去了青年一代，这无疑是苏联社会主义航船倾覆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种状态下，苏联社会公众出现了普遍的苦闷、彷徨和冷漠情绪。“这是最后一天”的末日心态出现在每个人的心头。怠工、酗酒、劳动纪律松懈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很多人上班迟到，到岗后点个名就匆匆到街上排队购买新到商品或者到电影院看电影，以至于安德罗波夫时代不得不派出克格勃和民警到商店和影剧院去拦截这些旷工者（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酗酒现象成为社会一大公害，据统计，到八十年代初，全苏有三分之一的成年公民处于经常性的烂醉如泥的状态下，因为酗酒导致的事故、伤亡和暴力事件直线上升，社会治安状况大大恶化。到八十年代初，莫斯科已经和纽约一样，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大城市之一（《世界之窗》，1985年）。这也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发动声势浩大的“反酗酒运动”的直接原因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