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斯大林时代特权制度最典型的代表事例，莫过于著名的“首都”牌伏特加的酿造过程了。这种牌子的伏特加酒是酿酒师斯维德利在1944年列宁格勒遭受围困、居民因饥饿而变成“活的幽灵”的情况下，根据上级的秘密指示在列宁格勒酿造成功的。宝贵的粮食被酿造成口味纯正的佳酿，根据文件规定专供军队高级干部和市委领导人享用。如果这些粮食节省下来，不知可以救活多少市民的生命。“首都”牌伏特加跟普通苏联百姓见面，则是赫鲁晓夫时代的事了⑧。

官僚特权是与官僚本人的职位相挂钩的。一旦失宠，官僚就不再能享受这种特权。被称为“斯大林的人民委员”的卡岗诺维奇在失去其职务之后，就再也享受不到任何特权:取消了“信封”，每个月只能拿到120卢布养老金；不能再进特供商店，和普通人一样排队购物，休假也只能去供普通工人去的疗养所⑨。甚至卡岗诺维奇到仅供高级领导就诊的医院看病，都遭到追查⑧。

赫鲁晓夫向特权体系发起了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取消了很多官僚特权:“信封”、免费的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等。当然，这些还很不够，但是赫鲁晓夫确确实实向官僚特权发起了第一次讨伐①。赫鲁晓夫向特权制度发起的影响最大的冲击，莫过于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度。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改革决议中称:“为了能把更多能干的人吸引到领导机关，也为了消除某些国家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党认为必须经常更换领导机关的成员。”（人民出版社:《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至少要更换1/4，加盟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州委成员至少要更换1/3，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委会成员至少要更换1/2，并且连任不得超过三届③。

由于苏联官僚的特权是与职位密切相关的，失掉职位必然会失去特权。按照以前的制度，“就是区党委书记的薪金，也是很高的。”（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因此，赫鲁晓夫推行任期制无疑直接侵犯了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因为任期制废除了干部终身制，轮换制打击了帮派现象，使官僚们时刻陷入丢掉官职的担心中，故而引起了官僚们的惊恐和愤怒，这是他们下决心把赫鲁晓夫赶走的一个重要原因。赫鲁晓夫对官僚特权的讨伐，被称做“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套用“斯大林的十次打击”①。

（应当指出的是，我国的毛派分子采取了伪激进主义立场，他们盛赞斯大林体制，污蔑赫鲁晓夫是“官僚资产阶级代表”，并以防止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为借口，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派分子一边心安理得地享用从斯大林那里照搬照抄的官僚特权制度，一边口口声声反对“官僚资产阶级”，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可悲的是，至今我们的某些公民，依然相信毛派分子精心伪造过的历史，依然把“文化大革命”看作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伟大实践”。）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中央开始批判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并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1/3成员的做法，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并保证要使干部得到尊重（叶利钦:《叶利钦自传》）。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第一年，地方党委书记只更换了9%，14个加盟共和国书记只更换了2个（费因沙拉:《苏联怎样进行统治》）。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担任了20年党的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在哈萨克斯坦也当了20多年第一书记；格里申于1967年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被换下来；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则在这个岗位上干了17年，直到退休②。

这种干部队伍超常规的“稳定”，一方面造成了高层机关长期无法输入新鲜血液，造成这些机关陷入“严重的停滞”，成为一潭死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老人政治”局面；另一方面，这些高层官员长期担任这些地区的“封疆大吏”，都按照对自己忠实程度提拔亲信，排斥异己，逐渐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帮派势力。例如前面提到的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执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孜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③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基层干部，及工业企业、工地、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领导干部更换过于频繁，朝令夕改，造成严重局面。由此可见，勃列日涅夫的“稳定”政策，是只针对高级官员的“稳定”，目的在于保证高级官僚的既得利益。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发誓要“保证对干部的尊重”，因而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并且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特权制度又被称为“干部名册”制度，它把上层人物与苏联普通公民化分开来，引起了普通苏联公民的强烈不满。③不仅如此，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僚们还纷纷效仿勃列日涅夫本人，兴建专供自己享用的“狩猎小屋”和上层圈子聚会的放荡私人会所。这些被称做“小屋”的私人别墅往往象宫殿一样富丽堂皇，带有花园、室内游泳池和其他设施①。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社会贪污、腐败和特权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勃列日涅夫本人生活非常奢侈，他在扎维多沃的“小屋”花费了数百万卢布的国防开支，并且在莫斯科郊外至少还有六栋别墅。阿塞拜疆共和国第一书记阿利耶夫曾赠送给勃列日涅夫一枚硕大的钻石戒指，勃列日涅夫爱不释手，常常在几百万电视观众面前堂而皇之地摆弄这枚心爱的戒指①。

作为一个父亲，勃烈日涅夫有强烈的“舔犊之情”，对自己的子女非常“宽厚”。虽然他也常常斥责他风流纵欲的女儿和一心敛聚钱财的儿子，说他们给他丢脸，但这并不妨碍勃烈日涅夫动用公款为他的女儿与儿子修建别墅①。甚至连其甘当乌龟、不学无术、贪婪无比的的女婿邱尔巴诺夫也因为得到了勃烈日涅夫的庇佑而扶摇直上，当上了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和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邱尔巴诺夫贪污了多达20亿卢布的公款，在勃烈日涅夫死后才被押上被告席。

1980年，克格勃副主席谢苗·茨维贡将军在安德罗波夫布置下，领导一次反腐化调查时无意中从勃烈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邱尔巴诺娃的情人布里亚季亚家中搜查出一大批钻石等贵重物品，布里亚季亚供认钻石是属于加琳娜的，顿时弄的满城风雨。这时，一贯以所谓“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自居的苏斯洛夫不顾重病在身，亲自来掩盖勃烈日涅夫家族的丑闻。苏斯洛夫狠狠教训了茨维贡，并不许其逮捕布里亚季亚。茨维贡将军处于是忠于勃烈日涅夫家族还是忠于职守的矛盾中，1981年1月19日，他以开枪自杀的方式求得了解脱②。

由于勃烈日涅夫的权力不是建立在群众拥护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他欣赏、提拔的亲信们的“团结”和“稳定”基础上的。因此，对于他的亲信，无论有多么腐败、多么无能、多么遭人憎恨，勃烈日涅夫都奉行着“保护干部”的方针予以庇护。“理论家”苏斯洛夫给勃烈日涅夫找到了一条“理论基础”:“干部的稳定，这是胜利的保障。”勃烈日涅夫时刻奉守这一准则，时刻注意“保护干部”。例如，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第一书记麦都诺夫滥用职权，他治理下的地区贿赂成风，腐败盛行。当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建议将麦都诺夫撤职查办并交送法庭时，勃列日涅夫却连连摇头说:“不能这么办。他是一个大的党组织的领导人。人们信任他，跟他走，而现在我们要把他送上法庭？再说，他那个区里的事情还进行得不坏嘛。我们换一个不诚实的人会把这个区的事搞坏的，先把他调到别的地方去，看看他怎么样再说吧。”当安德罗波夫问把要把他调到哪里呢的时候，勃列日涅夫说:“当个副部长什么的，不行吗？”⑩。前面提到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孜别克斯坦党的第一书记拉希多夫长期敛聚财富、将该共和国的棉花收入据为己有，将整个共和国党组织变成自己的“家天下”，为此，苏共中央收到了数以万计的举报信，而勃烈日涅夫却把这些信件送还拉希多夫，并且先后授予拉希多夫多达12枚的勋章，以表彰他的工作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