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月期 作者:石军红

诸葛亮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学界对其已有很多研究，但其中也存在欠缺。以经济视域为例，研究者多着意于纯经济视角下的思想解析，而对经济与其支撑的战争因素之连带关系却少有探求。现有的若干文章虽有涉及，但仍存在较多探讨空间。有鉴于此，笔者拟对诸葛亮的战争经济观作一阐明，以推动相关研究继续走向深入。

一、富国强兵思想

富国强兵思想是诸葛亮战争经济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富国强兵思想在中国较早地体现在管仲的学说中，他从当时的农业经济的社会基础出发，论述了富国的途径和强兵的方略。《管子·治国》中有“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沦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以及“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等观点。这一富国与强兵思想，为我国历代思想家所推崇。直至晚清戊戌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唐才常仍然认为:“夫欲树木者，必培其根，欲强兵者，务富其国。”[1](兵学余谈)

诸葛亮的战争经济观继承了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尚本”的传统，但他尚本却不抑末。为了维持战争需求，促进国富而兵强，他一方面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一方面积极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其主要经济政策有以下几项。

恢复盐铁官营制度。盐铁业事关国计民生，对政府财政收入影响甚大。蜀地盛产盐铁，东汉时期，“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2](卷2《和帝纪》)，大地主豪强控制了盐铁生产。刘备、诸葛亮入蜀后，为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蜀汉境内重新恢复了盐铁官营制度，管理盐铁生产销售。“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3](P801)。又以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3](P803)。将盐铁之大利收归国有，以备国用。据《方舆纪要》载:“铁钻山在崇宁县西六里，武侯铸铁钻于此，以造军器。”可见蜀汉政权为了集中有限的经济力量服务于战争的需要而对商品经济实行了严格的政府控制。

加强贸易，发展商业经济。战争时代，政府对商品的种类是有所选择并严格限制，纳入军事经济的范畴，作为战略物质以保证战争的需求的。诸葛亮对战争与经济的认识是，通过加强商品贸易，促进商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从而支持战争。如蜀国通过蜀锦贸易来增强它的军事实力，并将蜀锦提到了战略物资的重要地位。诸葛亮曾直言:“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4](卷2《教》)并专门设置锦官管理蜀锦的生产和调拨，足见蜀锦对维系蜀汉财政的重要性。蜀锦等物质作为战略物资进行生产，用以同魏、吴进行贸易，使其成为“决敌之资”。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于西道”[5](卷185布帛条)。蜀吴之间“蜀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于吴，而“吴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厚意焉”[3](P896)。蜀锦贸易在蜀、吴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蜀汉同魏国的战争提供了很大的经济支持。国内则积极推动商业发展，与西南夷越进行互市，将南中地区的土特产，如永昌郡的蚕桑绵绢、采帛文绣、桐华布等物品运到成都，进行贸易交往，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左思《蜀都赋》称当时的贸易中心成都为“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之地，繁荣可见一斑。

为利于商品贸易，诸葛亮开辟蜀汉水陆交通通道，改善蜀汉对内对外交通不便的状况，使蜀汉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以及蜀国同周边国家的交通网初步形成，为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舆地广记》载诸葛亮修整剑门故道，开辟凉山险道，开通蜀地与东南贵州、广西的水陆交通等，自此“商旅往来称便”。交通的便利，使蜀汉的对外对内商业贸易来往活跃，有力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货币政策。蜀汉初立，物价不稳，“军用不足，备甚忧之”[3](P781)。为了筹集军费，诸葛亮接受刘巴的建议，实施了稳定货币的措施。即“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3](P781)，以直百五株、传形五株作为蜀汉主要流通货币进入市场，从而稳定市场秩序，支持商业发展。国家财政因之明显好转，“数月之间，府库充实”[3](P781)。蜀汉改革货币政策，铸钱入市，和当时魏国废钱专用谷帛相比，是一种战时经济政策，也说明蜀汉的工商业有所发展，交换经济较之活跃。

富国才能强兵。拿破仑说过，战争需要的第一是金钱，第二是金钱，第三还是金钱。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蜀汉政权增强了战争经济的实力，为诸葛亮大兴北伐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