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权理论一开始就是基于重新塑造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而产生的，因此必然有一个正确处理人权与国家权力关系的问题。在理论上，自然权利理论主张人权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和最终目的因而人权高于国家权力，但是在现实性上，又承认国家权力是对人权可能的最大侵犯者，因此制约国家权力就成为保障人权的关键。罗伯斯比尔在这一点上确实体现了一种自由主义的人权观。我们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在他的著作中流露出来的对于国家权力的不信任感是惊人的，这种不信任感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他最后要求对所有公职人员进行有罪推定；在大革命的几乎所有阶段，他这种对权力危害性的警惕态度也基本能贯彻始终，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在雅各宾专政时期，罗伯斯比尔对权力的不信任态度并没有妨碍他赞成权力的集中，因为他后来过于轻信仅凭美德就能够有效制约权力，结果最终使得权力对人权得以轻松挥起屠刀。

与此同时，尽管制约权力是人权得到实现的最重要的保证，但人权的最终保障则完全有赖于国家权力和人权之间形成的良性互动关系，因为权力固然是人权可能的最大侵犯者，但也能成为人权重要的保护者；而人权固然需要保障，但要求取消权力的人权也是不可取的。宪政和法治就成为维持两者良性关系最有力的保障。如果人权不能上升为法律权利和自由，没有受到法治具体而细微的保障，那么它们很容易成为无定型的情感性的存在，这样既容易造成跨界越位，导致无政府状态，也容易给国家权力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名义进行干涉的借口，从而导致对人权的压制。法治对于人权的作用就在于将人权的具体内容具体化为法律上的权利和自由，既防止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泛滥，也防止国家权力的肆意扩张，在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力建构起了一道既相依相存、又相互隔离的屏障，从而实现国家权力下的社会秩序和公民权利空间内的个人自由的和谐统一。罗伯斯比尔曾经对法治下的自由怀有深刻的认识，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人民的起义不断风起云涌，宪政的秩序根本无从建立，法治原则也不能得到坚持。先是1791年宪法遭到公然违反，继而1793年宪法被永远束之高阁。罗伯斯比尔在对国王的审判中要求以人民审判代替法庭审判，从而开启了政治审判的先河；在雅各宾专政期间，主张以革命专政的司法完全代替自由人权的司法。结果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呈现的典型面目就是，不是以人权的名义泛滥的自由不断冲击国家的合法权力，造成无政府状态，就是国家权力以维护秩序的名义肆意践踏人权，造成恐怖和奴役。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5]（P179）的确，如果没有法治的限制和保障，人权要么只是过大的自由，要么只能导致过大的奴役。

罗伯斯比尔由奉行自由主义的人权观出发，以实行专制主义侵犯人权的实践而告终，在这种人权观的嬗变中，罗伯斯比尔思想中不断增长的民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两种思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卢梭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民粹主义奉行人民利益至上，主张实行广场化狂欢式的大民主，强调人民对权力的直接参与和监督；而道德理想主义则极力推崇美德对于塑造理想社会和保持国家权力纯洁性的重要性，因此主张改造社会和权力的方法就是造就道德上的新人。民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往往是相辅相成，正因为人民是具有美德的，所以人民的行为就是永远正确的，同时正因为人民直接参与权力，权力的道德化才有可能，权力对人民的道德教化才有正当性。作为卢梭的信徒，法国大革命的急先锋，罗伯斯比尔自然也扛起了民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两面大旗。 罗伯斯比尔公众场合的语言，频率最高的是这三个单词--美德、主权、人民。[6]（P164）越是到革命的后期，这些词汇使用的频率就越高，而与此相适应，人权、 法治词汇的用处却越来越少。

民粹主义倡导的狂欢式大民主固然使人民借人权之威可以不断席卷政府权力，从而一而再地发动革命，但是它也是一种无秩序的民主、泛滥成灾的自由；它奉行的人民的意志不受法律的制约的观念最终导致的不是人民利益的保障，而是多数人的专制。但是 多数人的专制不过是扩大了的专制。[1](P 55页）并且多人的专制孕育着独夫专制[7]（P77），所以所以法国大革命最后导致由雅各宾派甚至罗伯斯比尔个人来代表人民的利益就毫不奇怪了。而此时，道德理想主义却以美德的名义宣布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有美德的，但是本来具有恶本性的政府一有美德，它以人民的名义所作的一切就都具有了道德上的正当性，侵犯人权起来也就更加气势汹汹。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可腐蚀者罗伯斯比尔一旦上台，法国顿时就会血流成河。

民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一方面导致由美德粉饰的多数人的暴政或个人专制，最终使得人权在自以为是在替天行道的国家机器面前任人宰割；另一方面美德成为了判断人民和敌人的重要标准， 能使人腐化堕落的东西，便是反革命的。[2]（P173）这使得道德也成为权力者镇压异己的一个很方便的工具。同时，民粹主义带有的以多数人否定少数人的权利，以人民的利益否定个人利益的倾向也是与人权的概念格格不入的。因为对人权而言，只要有人被排除在人权的保护之外，只要人权不能落实到具体的每个人，人权本身就朝不保夕了。然而就像柏克所说的，法国的那帮理论家们对人类有着深深的爱，但是对具体的人却很不耐烦，更为糟糕的是，索性把他们忘掉。[1]（英文版导言P8）所以当声称代表人民利益的雅各宾政府宣布为了保护善良公民就要将邪恶公民置于死地时，当罗伯斯比尔声称人民的价值永远高于个人 时[8]（P170），法国人的人权就已经岌岌可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