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的记载与十月到十一月发生的事情格格不入。

十一月二十九日，后金资料中宣称他们放归两个太监，用以谋害孜孜不倦地为他们争取城下之盟的袁崇焕，这次计谋使明朝避免了城下之盟带来的尊严扫地和无数金银财帛的损失，是后金高尚的国际主义情操的体现，崇祯皇帝大为感动，以至于立刻磔杀对了自己忠心耿耿的国际长城袁崇焕，后金在得国之后鉴定此举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

显然这里存在悖论，后金谋害袁崇焕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动机。后金的史料对此补充原因，隐约提到他们忌惮袁崇焕，因为天启六年努尔哈赤攻宁远坚城不克，郁郁不乐，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年。“上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讨诸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不怿而归。”（《清实录·太祖实录》卷十）

然而事实是，随之而来的天启七年，袁崇焕就在皇太极的谋算和攻势下吃尽苦头，节节失利。宁锦之战期间，袁崇焕上疏中对熹宗哭诉这段过程，他联合蒙古，后金就攻打蒙古；他联合朝鲜，后金就攻打朝鲜；他想借议和拖延时间好修筑凌锦等城堡，后金就分兵拆毁工事；整个过程中袁崇焕什么也没有得到，还失去了蒙古和朝鲜的臂助，皇太极仍领兵来犯宁锦。袁崇焕并非皇太极的对手，显而易见。

“巡抚辽东袁崇焕疏：奴子妄心骄气，何所不逞？我欲合西虏而厚其与，彼即攻西虏而伐我之交；我藉鲜为牵，彼即攻鲜而空我之据；我藉款愚之，乘间亟修凌锦中左以扼其咽，彼则分犯鲜之兵而挠我之筑。著著皆狠，而著著不后。”（《明熹宗实录》卷八十四）

这种情形到崇祯二年没有任何改变，后金在蓟门长驱直入，胆敢留下袁军在自己背后，毫不理会，这又说明皇太极对袁崇焕和关宁军无甚忌惮，而袁崇焕不敢追击，反而扑到北京城，之后又连连请求进城，恰恰说明袁崇焕对后金军无力交战。如果说后金因为三年前的宁远之战而对袁崇焕心存畏惧，则到己巳之变中，事情已经完全反过来，变成袁崇焕在与后金的对阵中畏首畏尾。

因此说后金远远不是必须谋害袁崇焕，也应缺乏汲汲于此的动力，而且，后金谋害袁崇焕也没有足够的预期收益。袁崇焕在己巳之变中表现平平，以总指挥的身份调拨全部援军，使后金如入无人之境，直抵北京城下。嗣后只有一战，互有杀伤，不算严重威胁。祖大寿东溃不论对明朝朝廷还是对后金都是意料之外，并不能算作后金谋害袁崇焕的动力。相反袁崇焕是主和派，一旦议和，后金所得将会比抢掠的多得多，等于白白骗得明朝一笔财富，后金用反间计陷害一直对他们友好求和的袁崇焕显得非常多余。

另外，不久前的崇祯二年三月，袁崇焕受束不的部落欺骗，卖给他们粮食，而束不的部落早已投靠后金，当时后金恰恰正在饥荒中，束不的部落买粮又超乎寻常的多，极有可能是受后金指使，帮助后金度过饥荒，而袁崇焕就在这场骗局中扮演了后金恩人的角色。

种种疑点显示，后金根本就没有陷害袁崇焕的原动力。

又一个疑点则是反间计发生的时间。后金资料可以证实的是十一月二十九日他们放归“杨太监”，这是反间计最早可以起作用的开始。而对照明朝记录，崇祯酝酿逮捕袁崇焕，发生较早而相对缓慢。钱龙锡的奏疏提到崇祯思虑袁崇焕的相关事宜，从袁崇焕请求入城的十一月二十四日开始，又说到崇祯为了袁崇焕的事踌躇反复，以至于容颜憔悴，这显然不是一天内的事。钱龙锡写给崇祯看的奏疏不可能对崇祯胡乱形容，当属实情，又温体仁对袁崇焕的参奏也是在十一月中下旬递上，与钱疏所载的时间相符。则逮捕袁崇焕不可能是因为一天前的反间计。

“当崇焕请入罗城、请给席布、以至敕拿之日，皇上费几许踌躇，玉色为焦，臣等亦相顾迟廻，所重在军心不在崇焕也。”（《崇祯长编》卷二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