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第一次召对和城下之盟

《辽师入卫纪事》载，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四，召对袁崇焕等，《国榷》的说法是二十三日，存疑。对这次召对，《崇祯长编》没有任何记载，《辽师入卫纪事》仅叙述了袁崇焕召对，“二十四日召对，赐公狐裘一领、盔甲一副。”而事实上，袁崇焕抓住进城召对的机会对朝臣大肆张扬敌人势大，意图议和。《国榷》和《崇祯实录》对这件事的记载几乎完全相同。

“甲辰。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及兵部尚书申用懋于平台。崇焕不自安。留中使于营。自青衣玄帽入。先张皇敌势耸朝臣。冀成款议。见上亦然。上慰谕久之。崇焕惧上英明。终不敢言款。第力请率兵入城。不许。”（《国榷》5504页）

无独有偶，《幸存录》也有同类的记载。

“及入对，先以危言耸侍臣，冀朝臣惧而从款议也。赖上英明，终不敢以款上奏，第力请率兵入城休养。上不许，已深疑崇焕矣。都中人又喧言崇焕导□入犯，上益切齿。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幸存录·东夷大略》）

这件事确实发生，《烈皇小识》可为印证：

“崇焕出言无状，对百官讼言：'达子此来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极矣。'户部尚书毕自严至挢舌不能下，举朝皆疑之。”（《烈皇小识》卷二）

此处的记载详细到对话内容和人物表情，说明作者确实知道得很清晰，而“举朝皆疑之”表明事件已经严重到惊人的地步，袁崇焕危言耸听，欺骗朝官。因此多本史书认为他的目的是结城下之盟，亦有所本。

袁崇焕对明朝如是态度，对后金又是否通款呢？目前并没有发现后金当时和袁崇焕有书信往来的证据，只有袁崇焕军中有喇嘛的记录，和后金意图议和的记载。前者见袁崇焕的审判定罪，后者见《满文老档》和《崇祯长编》。

“二十二日，遣归降之王太监齎议和书致明帝。是日，汗率诸贝勒及护军，环视北京城。”（《满文老档》）

“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还有一二百废马。次日，大清兵挑选百余匹用，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崇祯长编》卷二十九，第1611~1612页）

其中《崇祯长编》的这条记录也是《满文老档》所提到用以对明朝反间的两个太监。只不过老档说是反间，崇祯长编说是议和，事实如何稍后讨论。袁崇焕军中有喇嘛，有和后金通信的能力，不代表他就要议和；后金给明朝致书漫天开价也不代表真的是想达成和议。为何几乎所有的明代史料都有认定袁崇焕想结城下之盟的倾向，（暂且不考虑它们认为袁崇焕是导奴入犯以挟款，还是认为袁崇焕以城下之盟暂时了局的区别），另外有份资料可以给我们启发。

钱谦益《初学集》记载，当时的人们想依仗袁崇焕和后金议和，甚至有人去劝说孙承宗。

“当是时中外畏奴甚，喧传袁崇焕挟奴讲款，咸欲倚崇焕以媾奴，而独难公（孙承宗）一人。有私于公者曰：“以靖国也，虽城下之盟何害？”公曰：“我受命防御，不受命为抚。存亡与公共之，不可则开门请行，无乱人意。”乃合文武将吏，誓于关壮缪之祠，将吏皆感奋，誓以死守。“（《初学集》卷四十七）

如果袁崇焕没有议和之意，很难想像多数人会凭空认为他想议和，更加难以想象会有人去和孙承宗征得意见统一。而袁崇焕的关宁军和后金将近十天的对峙几乎不动干戈，也是议和的表现，不因为它在大多数人眼中叫做“顿兵不战“而有所改变。

从前文的记录也可以看到，十一月二十日的战斗之后的十天内，关宁军和后金军的对战寥寥，《明季北略》所说“袁营列前，清营驻后，相距不远，复不出战”倒是符合实情。《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则更由传闻严重到认为关宁军与敌军友好共处，“有二中使被掳。囚营中逃归。……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相比较而言，对满桂的战斗则全无指摘之语，可见的确是因为城上守军所见有异，而非有人凭空捏造。以上各各方面总结一下，大概可以这样描述：袁崇焕在蓟门任敌人通过，在北京战斗一次之后就不再交战，同时军中带着喇嘛，进城召对时恐吓朝官，张扬敌人势大，潜台词是敌人不可战胜。如果他是一意坚守，何必要对其他官员夸大敌势？——种种迹象表明，这背后的目的就是城下之盟。

又袁崇焕被逮之后，在后来的审问中对暗中图谋议和供认不讳，“据崇焕所供……主欵一事则崇焕频以书商之洽与龙锡，而洽与龙锡未尝许之也。“（《崇祯长编》卷三十八）他为了议和甚至多次和王洽要求，“且臣又闻崇焕与罪枢王洽私书言屡欲求欵，庙堂之上，主张已有其人，文龙倘能恊心一言，自当无嫌无猜。不知崇焕所欲文龙恊者何心？一者何意耶？“（《崇祯长编》卷二十九1594～1598页）

综合以上分析，一直以来主张议和的袁崇焕很难在北京城下突然间一百八十度转弯成为主战派，反观北京之战，袁崇焕亦没有可称为坚决抵抗的行为，反而有种种主战派不可能有的反常行为，比如“以危言耸侍臣”，可知他一如既往，仍然是主张、以及私下推动议和。在后金兵临城下、四处淫掠的时候，袁崇焕作为第一指挥官，竟然打着妥协求和、苟且偷安的小算盘。居民的生命财产、国家赋税民脂民膏，在他眼中毫无差别是一文不值，可以盘算用来收买敌人乞求退兵；而养肥敌人之后难以抵御，饮鸩止渴，则又是考虑之外的事情。

袁崇焕把和议推进到什么程度，据现存的资料难以估计，后金没有袁崇焕通书的记载亦不代表没有通书。不论如何，事情在十二月一日出现转折，袁崇焕被逮，消失了任何议和的可能性。同日后金进军良乡，不再屯兵北京城下。

“正在谴发副将张弘谟等追蹑，而忽报召公与祖帅。公等戎服趋命，酉刻，祖帅出，闻公已下诏狱。”（《辽师入卫纪事》）

“十二月初一日，大军起行，西趋良乡……”

（《满文老档》）“十二月，辛亥朔，大兵西趋良乡，经海子而南。”（《清太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