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每牛录成编丁数的考察

李之驳文其实在一个观点上是和我相同的，那就是后金每牛录的平均丁数随着时间是在不断减少。所分歧的地方在两点，其一是李认为每牛录的人数始终大致"均分"，而非多寡不均。其二是他认为1615年所号称的300丁一牛录是确指每牛录严格划分为300人，而并非一个大概的，理论上的编额。

我在上一篇已经证明所谓"均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已经举出实例证明新编之牛录存在丁数远少于定额的现象。而滋生分编的存在更证明牛录丁数是可以上下大幅浮动的。只要设想一个很简单的场景，一个牛录丁数达到2A，于是分编成两个牛录，那么之后至少有一个牛录人数只有A甚至不到A。也就是说，人数接近2A的牛录和人数只有A的牛录，都是在八旗中允许存在的。那么所谓"基本均分"显然就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人认为相差一半也可以称作均分。

现在考察另一个问题，1615年每牛录真的是精确意义上的"300丁"？

如果不采取双重标准的话，我觉得，如果认定1615年每牛录都是300，就没有理由否认1601年也是如此，因为当时不也是"三百人立一牛录"？。但如果这样的话，似乎有许多问题。其一是，如果1601年编设牛录的目的就是创建规模基本相同的军事/行政单位，因此需要以300人这样一个定制来将它划一。假设如此，那"半个牛录"的设置就相当不符合逻辑。以通常的理解，之所以会出现"半牛录"的现象，是因为在以氏族、地方为基准编设牛录的时候，因为其人丁实在太少，远远达不到整个牛录的标准，不得不以半个牛录冠之。但如果1601年时就已经是清点全国丁口，将其平均分配成300丁一牛录，就无法解释为何不补足"半牛录"而听其存在。假如是因为所有人丁都已经清点编设完毕，后来者无从补齐，不得不以半个牛录的形式存在，这还勉强可以理解，但1601可是第一次设立牛录，不存在人丁已经编完的情况，为何仍然出现"半牛录"呢？

按照史料，至少有两个"半牛录"是1601年起就已经存在了的。其一是镶白三6，由常书之弟布哈图任额真。常书（及其弟杨书）可是最早来投努尔哈赤的人物，如果设牛录之原意是将人口整齐划一，为何不将其编为一个整牛录呢？其二是镶黄三10，由王吉努任额真。其人1583即来投奔，按《杂档》47号，"将我族中人等及领来壮丁编为半个录"。可见初编牛录之时，其原意本来就仍是把同族同源之人尽量凑在一起，宁缺勿滥。常书等族人极少，虽然其人是资格最老的大臣，但也不予补足人口，仅按来源编为半个牛录。显然不能机械理解为牛录就是300人，半牛录就是150人。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当时确实有将一些杂乱人丁分编入某些牛录，使其相差不致太过悬殊。但使得每牛录人口严格均等，显然并非编设牛录之本意。那么，这个300丁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通志》对此的记载："国初定，每壮丁三百名编一佐领。又定，每佐领编壮丁二百名。"

李之驳文认为300丁就是指每牛录严格300丁，因此对200丁也同理推之，认为入关前每牛录就是200丁，相差不远。但果真如此么？我们来考察一下蒙古牛录的情况。

天聪九年成立八旗蒙古之后，所有的旗内蒙古牛录在编制上理论与满洲牛录一律看齐（之前则不然，后有详述），因此八旗蒙古理论上也应是200丁一牛录。幸运的是，《通志》等史料对蒙古牛录成立情况的记载较为详细，因此我们得以一窥其编成之原则。《通志》中履见某牛录"人丁足额"，分为一佐领的记载，显然这里表示，一旦人口到达某个规定的限额，牛录就能够被允许分编为二。另有常见的记载是，原本是半牛录的，一旦"人丁足额"，便编为整牛录。

王钟翰先生对此进行了考察，注意到《通志》中有记载曰："人丁满百，因编为一整佐领"，因此认为八旗蒙古牛录编成的最低条件是达到100丁（参《清史杂考》），应该说不无道理。因为确实从各种记录来看，编成整牛录时是千方百计要凑成百丁的。甚至到了康熙年间，为了编成镶红头1牛录，特地从别的3个牛录中各抽33丁以凑100之数。如果八旗蒙古丁数凡是满百就能编为一整牛录，那么显然八旗满洲同样如此，我之前已经引过，如天聪八年就曾将虎尔哈100丁分给叶臣为专管牛录（按此即满洲镶红二1牛录），则显然丁数满百也应是编成一个满洲整牛录的标准，不到100的则只能作为半牛录了。

大胆推测，如果人丁100是编为整牛录的标准，那么"人丁足额"，得以分出一个新佐领的标准是否就是200丁呢？因为显然只有到200丁以上的牛录，才能够满足分为两个牛录的最低限度。而《通志》所言"每佐领编壮丁二百名"云云，显然是指一个整牛录存在的上限，一旦超过此限，"人丁足额"，则新分出一牛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