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入关前兵制兵数向来是史界感兴趣的问题，但因为各种材料矛盾重重，互有冲突，加之各人又存在不同理解，所以确实很难彻底地，无争议地弄清楚。更何况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不懂满、蒙文字是无法弥补的缺憾。个人感觉现在大家所依赖的《满文老档》等汉译本实在存在着极大的问题，从无法弄清原版格式源流，乾隆朝重抄时漏抄和改写、任意加注，到今人汉译时不注明满文转写，译文本身又不能完美无缺，因此在很多问题上令读者一头雾水。校正、转写和翻译台湾已出版之40册《旧满洲档》原件影印本，已经成了学界急需完成的课题，可惜因为版权等问题至今未能令我等爱好者满意，实在是莫大遗憾。

原文本身写成已久，自知存在一些问题，而回帖中也有少许补充。后来搜集各种资料，又形成许多想法。借此回复一并略谈。但因为清入关前兵数问题牵涉范围极广，若要详细追究势必要把每一场战役都一一剖析，我本来就不专研于此，最近之兴趣精力也不在这上面，不免力不从心，只能挑几个关键问题说一下，也不能一次写完，只是随想随写。为偷懒起见不专列参考，各种引用夹于行文中。方便起见，常见的史料也许会简写如下，文内不再加以注明：如明朝各朝实录简称《神录》、《熹录》、《长编》等。清各种实录称《满录》、《武录》、《高录》、《宗录》等。《满文老档》称《老档》。《旧满洲档》称《旧档》。《明朝档案总汇》称《明档》。《明清史料》称《史料》。《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称《聪五年档》。《天聪九年档》/《汉译满文旧档》称《聪九年档》。《崇德三年满文档案选编》称《崇三年档》。《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称《内史院档》。《盛京满文逃人档》、《盛京满文清军战报》等称《逃人档》、《战报》等。《历代八旗杂档》称《杂档》。《天聪朝臣工奏议》称《天聪奏议》。《盛京刑部原档》称《刑部档》。《八旗通志初编》称《通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称《通谱》。《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称《事例》。等等。

以下拟对一些关键的名词、概念和问题进行一些辨析和推想，把兵制人口问题大致搞清楚了，崇祯二年之出兵数作为副产品，自然也就清楚了。或者从根本上来说，搞清楚崇祯二年之出兵数，是为了厘清更重要的后金兵制人口问题。

八旗的牛录丁数平均划一？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八旗满洲牛录的数量似乎已经基本达成一致。从创设八旗之时的约200个，然后一路增加到天聪初年的250左右，直到入关前的318。虽然学界仍有极少数人有异议，认为开始就是400个（如陈佳华），但考察其所依据之史料如《大清会典则例》，个人的观点是其论据不足为信，与史实明显相悖，除此外，学界对牛录数基本观点一致。因此，本文中不再赘述牛录总数问题。

现在关键的分歧在于，每牛录的男丁数究竟是多少？是一些史料记载的300，还是虽然号称300，实际并不满额，只有200多，甚至100多？每个牛录的男丁数是整齐划一，还是有多有少，实际上悬殊不均？

李之驳文所坚持每牛录平均300人之理由，想来无非是《老档》p36所说："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将收集众多之国人，尽行清点之，均匀排列，每三百丁编一牛录……"因此其论点是：努尔哈赤早期初建牛录时，丁数相差较大，……厘定牛录时对各牛录进行整齐划一的厘定。按照这个逻辑，事实似乎是：后金各酋长或大臣前来投奔努尔哈赤时所带之族人多寡不均，编成牛录时丁数亦参差不齐。但是在1615年设定八旗的时候，一次性全部抹平为每牛录300丁，而且自此之后大致保持这种平均的规模，而新建之牛录也必须是在300丁左右。

但是，这种说法却经不起推敲。首先一个问题是，"300人一牛录"说最早并不始见于1615年（此处"人"的意思为男丁，以下皆同）。虽然《老档》早年部分现在已经残缺，但在太宗朝、世宗朝时依据完整的《旧满洲档》所修纂的两部关于努尔哈赤的实录《满州实录》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却都记载，早在1601年，"是年，太祖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录厄真管属。……于是以牛录厄真为官名。"

《满录》和《武录》都是以《旧档》为底本，那么这里也说得很清楚："每三百人立一牛录厄真"。据此，又有什么理由否认每个牛录平均为300人是从1601年就开始的呢？

《满录》更记1584年努尔哈赤便授以守将鄂尔果尼和洛科二人"牛录之爵"，并注明说"属三百人"。但此条记载被研究前清史之学者所普遍否认，因为当时努尔哈赤恐怕手下所有的兵加起来也不过500多，根本就无法分成两个牛录，就算分成两个，又怎会全数赐给两个关系并不密切的降将（参刘小萌《满洲：部落到国家的发展》）？

我们且不理以上的争议之处，且以1601年作考察。清朝官方记载如《八旗通志》、"清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等记载，该年也是努尔哈赤正式创建牛录之年。即便《满录》也有如此记载，而不顾它之前说1584已经授两将"牛录之爵"的矛盾记录。但陈佳华、傅克东认为此记载不符事实，他们根据档案认为在1601年以前就至少编设了17个牛录，而1601年当时则至少有40牛录（参《八旗建立前满洲牛录和人口初探》）。张晋藩、郭成康却认为陈、傅所依据的史料如《八旗杂档》等并不能说明这些牛录是在1601年之前编成的（参《清入关前法律国家制度史》）。兹以以下的例子来说明双方之不同观点：

《杂档》3－63号："……博尔晋，太祖初年，率领满洲来归，授为侍卫。初立佐领时，立为佐领。"陈傅二人认为此记载表明博尔晋在太祖初年就成立了牛录，时间在1601年之前；但张郭二人则认为此记载不过表明博尔晋在太祖初年来投，在"初立佐领时"才编为牛录。至于"初立佐领"究竟何时，此档没有明言，应当即是1601年。

考察其逻辑，似乎张郭二人所言较为有理。本人也详查所谓17牛录编立之依据，除开《清史稿》等后世史料不足为据外，似乎确实没有证据证明有哪些牛录是在1601年之前编的。多半是说某人某年带族人来投，初编佐领时编为佐领云云。其字面意思，好像并没有说来投时就立马编成牛录，而应该是在"初编佐领"时才编成的。那么这个"初编佐领"的时间，也还是按照官方记载的1601年为好。

另外双方都引用了一件关键的档案，即《杂档》8－276号。该档称："……长禄之高祖噶哈……寻找太祖皇帝而来。初编四十牛录时，所带男丁编一牛录，由我高祖噶哈领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