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共中央于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干部的决议》:从五大老解放区抽调5.3万名各级干部，以区党委（或省委）为单位，配备整套班子，以便在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南下，到达新解放的区域，建立党政军机构，进行接管、开辟工作，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其中要求华东地区抽调1.5万人，并必须于1949年3月集中待命出发。

这些干部包括党务、政府、军事、民运、经济、财政、银行、贸易、机要、通讯、新闻、教育等各个方面。按照各县实际情况及标准条件，落实抽调南下干部任务。

1948年12月25日，华东局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指出:因目前华中的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1.5万名南下干部的名额，完全由山东来负责。南下干部按照原有的地方建制，把班子一分为二，一套准备南下，一套留原地工作，搭配好接管班子之后，成建制南下。

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2月，各区集中的南下干部陆续来到华东局党校参加整训，并在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区）编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1949年前后，山东大批地方干部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放弃了等待耕耘的土地，告别了年迈的爹娘，别妻离子，从解放区出发，冒着严寒酷暑，长途跋涉，跟随人民解放军南下上海、浙江、福建、江苏、湖北、湖南、安徽等南方各省，支援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全国解放后，大部分南下干部留在了所在的南方城镇乡村，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克服了南北生活习俗和文化的差异，在60年的风雨征程中，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作出了重要贡献。

15000名干部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1948年冬，华东局各战区领导于临朐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闵家庄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内容之一就是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工作的组织安排问题。12月25日，华东局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准备53000干部决议的指示》。《指示》指出:由于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从山东抽调15000名干部。《指示》要求，抽调南下的15000名干部分两期筹备:1948年12月底为第一期，抽调3000人；1949年2月底为第二期，抽调12000人。《指示》并就抽调15000名干部的落实工作进行了具体分配:鲁中南区配备l套区党委级、10套地委级、40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80人；胶东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7套地委级、42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50人；渤海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5套地委级、41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456人；济南市配备1套区党委级、2套地委级、5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576人；昌潍特区配备半套地委级、5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404人；潍坊市配备3套县委级，共调干部225人；华东局直属机关除配备1套中央局级、1套区党委级、5套半地委级、15套县区委级外，另配备城市工作干部1475人，共计3009人。这些抽调干部即是后来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山东各区党委接到华东局的指示后，进行了积极的动员宣传与筹划。各县区委均召开了干部大会，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指示和有关文件决议，进行广泛的政治思想动员与教育。1948年12月，渤海区组建了华东局首批南下干部大队，并部署到华东局党校益都县王岗村一带。1949年1月中旬，华东局党校在王岗村举行了开学典礼，对先期到达的约3000南下干部进行了短期培训，这对动员干部南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49年2月，华东局各战区的15000名南下干部队伍陆续集中到临城(今山东薛城)一带，并按照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指示，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从1949年3月初开始，山东各战略区的南下干部经过短期集训后，按照中央和华东局要求党校在临城接受各战略区的1．5万名干部的指示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在临城期间，根据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指示，全体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并公布了南下干部纵队大队以上军政干部名单:刘少卿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员，温仰春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德胜任参谋长，方忠立任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4个支队:鲁中南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一支队，司令员汪乃贵，政治委员张雨帆；华东局直属机关南下干部编为第二支队，司令员赵毓华，政治委员王尧山；渤海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三支队，司令员周贯五，政治委员刘格平；胶东区南下干部编为第四支队，司令员廖昌金，政治委员赵明新。 为便于统一行动，“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律穿军装，实行军队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