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党史文苑》 2008年第02期 作者:闫峰 王兆辉  

“南下干部”纵队是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随着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历史语境，而产生的一个特殊而耀眼的历史革命群体。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滚滚洪流中，为了接管、巩固我党新政权，支援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建设，各省根据党中央决议，纷纷抽调大批党政干部随各路人民解放军南下。于是，数以万计的党政干部、共青团员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别妻离子，远离家乡，远赴长江以南的新解放区，在新的“战场”上为新中国政权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贡献。

一、军事上全面胜利的历史语境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政府控制着全中国绝大部分的战略资源，在军事上、经济上还得到美国的大量物质援助，其相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武装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由于国民党“失道寡助”，不得民心，尤其是得不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致使在战场上节节溃败！

1947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全国战略反攻的决策方针。随即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启动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任务。而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以及陈赓、谢富治野战兵团亦大举出击中原，三支队伍形成“品”字形阵势驰骋中原，揭开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的序幕，并从根本上扭转了全国战局。同时，晋冀鲁豫中央局与华东局即抽调近3000名的党员干部组成南下支队，以支援大别山解放区的政权建设。1948年4月，山东南下干部再组成“解放军中原支队”[1]，经陈毅任校长的随营学校的学习与集训，跟随解放军南下，到苏、浙、皖、赣等地区开辟新的解放区。

紧接着，战争进行到第三年。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打响了战略总决战，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2]。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政府已无力进行有效的战略防御；其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等地，也已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不论在政治上、 经济上或军事上，国民政府都已面临绝境。

一方面，辽沈战役后，东北全境宣告解放；淮海战役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而平津战役使华北地区除却个别隅地外，全部获得解放。可见，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因此，三大战役的胜利，既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坚实基础，也为“南下干部”纵队的组建与接管工作扫清了军事障碍，于是，“干部南下”提上日程。另一方面，随着解放区的日益扩大，党员干部骨干力量的效能迅速凸现。向这些新解放区输入党员干部以巩固与建设新政权，成为全国解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在新解放区，匪霸尚未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仍然在疯狂反扑。新解放区的这种恶劣形势也呼唤着党员干部责无旁贷的光荣职责。

此外，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出了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渡江战役随即打响，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迅速成功地突破国民政府苦心经营的最后的长江防线。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政府的倒台！新中国政权建设完成基本的第一步。于是，经过学习和整编，“南下干部”纵队迅速随军挺进大西南，开始接管、并开展新政权的巩固与建设活动。

二、政治形势与党中央决议的历史语境

解放战争时期，当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激战的同时，在国统区，人民民主爱国运动也在蓬勃发展。包含工农群众、中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民主爱国人士等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团结在中共领导的周边，从而形成“第二条战线”，使得国民党政府更加陷入到孤立的境地。“第二条战线”不仅有利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配合人民解放军开展接管城市工作，并积蓄了革命力量，锻炼和培养了干部，使之成为战略决战及建国各项事业中的骨干力量[3]。

同时，早在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总决战的前夕，为迎接全国胜利的政治形势，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政治形势，制定了一系列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与战略决策，并讨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4]由此，党中央要求各部门迅速组织训练好三四万干部随军前进，以便有序稳健地接管新解放区。

10月28日，党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决议指出:“战争的迅速发展，业已将全国政权所需要干部的准备工作紧急地提到了我党面前。如果我党缺乏此项准备，势必不能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而使我党处于被动的地位。”[5]《决议》根据过去发展新区的经验，认为未来新解放区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五万三千个左右。这些干部按工作性质区分，包括军事工作、党务机要工作、民众团体工作、经济工作、教育及舆论工作等。《决议》并指示:五万三千干部中，华北局担任一万七千名干部的组织训练工作；华东局负责调动及训练一万五千干部的工作；东北局则承担抽调干部的任务一万五千干部等等的具体筹划。五万三千个干部分两期准备完成，并需要在党校进行集中训练，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好充分准备。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贺词，把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推向高潮。2月8日，中央军委发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要求“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4]。6月11日，中共中央又正式发出了《关于准备三万八千干部的布置》，并下达各中央局执行。于是，在中共中央战略部署的历史语境下，各中央局迅速抽调大批党政干部组成“南下干部”纵队随军南下，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三、“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建

为贯彻党中央的决议，支援大西南新解放区建设，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省份，紧急动员，组织、集训地方党政干部，组建“南下干部”纵队。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声中，各支“南下干部”纵队随各路野战军浩浩荡荡，向南进军，投入到“新”的战场，接收并管理、建设一些刚刚解放的南方大中城市，巩固新生政权。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适时组建了。1948年冬，华东局各战略区领导于临朐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闵家庄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内容之一就是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工作的组织安排问题。12月25日，华东局中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指示》指出:由于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干部的中央决议将完全由山东来负责。《指示》要求，抽调南下的一万五千名干部分两期筹备:1948年12月底为第一期，抽调三千人；1949年2月底为第二期，抽调一万两千人。《指示》并就抽调一万五千名干部的落实工作进行了具体分配:鲁中南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10套地委级、40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80人；胶东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7套地委级、42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50人；渤海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5套地委级、41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456人；济南市配备1套区党委级、2套地委级、5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576人；昌潍特区配备半套地委级、5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404人；潍坊市配备3套县委级，共调干部225人；华东局直属机关除配备1套中央局级、1套区党委级、5套半地委级、15套县区委级外，另配备城市工作干部1475人，共计3009人[6]。这些抽调干部即是后来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