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俄制日”为李鸿章晚年推行“以夷制夷”策略的最高目标，他原以为因此找到了一个真心助我又足以抑制日本侵略野心的强大“盟友”，在离俄回国途中，对自己“联络西洋，牵制东洋”的成果沾沾自喜，不无得意地向人夸口:“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蔡尔康:《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岳麓书社1986年，页11。）然而《中俄密约》订立不到一年，俄德即相互勾结，俄皇以胶州面许德皇，德占胶澳而俄侵旅大。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李鸿章始领悟到受骗上当，“俄之干涉还辽，原为俄而非为中国也。有联有拒外交尝试遂告失败。”（李伯玄:《李文忠使俄与中俄密约》，《大陆杂志史学丛书》，辑1．册7．页148。）但此时悔悟，为时已晚矣。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内患外忧相煎迫”，塞防海防同时告急。新疆回乱愈演愈烈，亟待筹饷引兵前去平定，而日本又依恃两艘铁甲舰，悍然发动了侵台战争。一时朝野震惊，海防议起。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提出了多年精心筹划的海防思想。

李鸿章首先从军事战略着手，“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阐述了海防应重于边防的观点。他分析道，近代列强侵略中国，皆恃坚船利炮从海上发动进攻，致使中国改变了“历代备边，多在西北”的局势。“东南海疆万余里”已成为清朝的前沿阵地。而“日本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是铁甲舰、炮台等项，诚不可不赶紧筹备。”他指出，中国“财用极绌”，“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远，有不因穷颠蹶者哉！”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岁需兵费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并无实利，况且新疆北邻俄国，南接英属印度，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而“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二者皆靠沿海，一处失守，势必影响中国全局。为此，他断言，“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辣。”怎么办？他的态度是，“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他主张，把防线设在甘肃边境，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招抚伊犁等地“回乾”，准其自立部落，并利用英俄矛盾，使之保持均势，“既免各怀吞并，中国亦不致屡烦兵力，似为经久之道。”最后，他建议，应尽全力筹海防，将“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停撤之饷”，“匀作海防之饷”。

其次，鉴于周边形势变化及敌我实力悬殊的状况，李鸿章提出了三种海防战略:

（一）扼守海口，拱卫京畿，以为犄角之势。通过总结中法战争中“散漫海防线，东援西调”给外敌以可乘之机的惨痛教训，并充分考虑到国家财力和京畿战略地位，李鸿章把奉天至广东沿海两万里海疆分为三部分，指出，“直隶之大沽、北圹、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只要把这两地加以重点防守，“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损失，于大局尚无甚碍。”（《李集》．《奏稿》．卷17．页54。）数年之后，他又指出，渤海大势，京师以天津为门户，天津以旅顺、烟台为锁钥，“综览北洋海岸，水师扼要之所，惟旅顺口、威海卫两处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李集》，《海军函稿》，卷1．页16。）为此，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旅顺、威海和大沽创设海军基地，使之形成“势成犄角、互为声援”的主体防御构架，以便自如地扼守渤海湾通路，拱卫京畿重地。

（二）陆海“表里依护”，纵深配合防御。李鸿章充分地考虑到“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之基”的现状，认为在加强海防建设的同时，不可忽视陆军的力量。他主张，在加强海口第一线重点防御的同时，还应利用陆军的优势，形成海陆纵深防御构架。在二线配合机动劲旅，随时相机出击，“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尘战。”（70）1884年，他奏请在敌舰可能深入登岸之处，“扼要守险，以杜窜越。”防守将弁不需多，但以坚守炮台为主，并分布水雷、旱雷制其冲突。其后路接应之师，须以大队以备游击，庶临事声援稍壮，而前敌军心益固。（71）在主持海防期间，李鸿章先后在天津后路新城、军粮城、小站、马厂，威海后路烟台、胶州口，旅顺口后路大连湾等地营建陆基炮台，以与海军舰队“表里依护”，相机伺便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