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活跃在近代国际舞台近四十年的弱国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无疑是相当复杂和十分丰富的，实非“投降”、“卖国”一类的贬词所能涵盖。在长期主持对外交涉事务过程中，李鸿章始终以1861年恭亲王奕沂等人奏准成为清政府对外关系最高原则“按照条约，不能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页18。）为指导，并广泛吸收和发展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阐述的“诚信”、“循理”外交思想的合理因素，努力将传统的儒家“和戎”思想应用于近代对外事务，力图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保证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由于传统的儒家“交邻”之术与近代外交理论格格不入，这就使得李鸿章的外交实践成效甚微。但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平等独立地位所作的理论探索及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在很多方面却具有开拓性，并值得我们借鉴。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内政外交紧密地联系起来。无论他在早期提出“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页26。），或是晚期提出“外须和戎，内要变法”（《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9．页43。）的主张，都渗透了这样一种基本观点，那就是:“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李集》．《奏稿》．卷25．页23。）其寓意很清楚:第一，内政是外交的基础，一个制度健全、秩序稳定、经济繁荣和实力鼎盛的国家，才有可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发挥其积极的作用。第二，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一国政府之所以能够经常性地与其他国家保持联系，并从其他国家的进步实况获得借鉴，或将不利的国际形势转变为有利的局面，缔结商约，发展贸易，都有赖于运用灵活而结构健全的外交。

李鸿章的“外交内政表里论”，是建筑在他对“西势东渐”局面的较为清醒的认识上。

抵沪之初，李鸿章对西方参战的政治后果表示了极大的忧虑，特别怀疑西人对上海、宁波两地怀有领土野心。1862年，他曾多次致函曾国藩和左宗棠，谈及他的焦虑。8月14日，他函告曾国藩:“……其实沪城内外各事，实皆系洋人主持，惟所欲为，不过关税捐厘仍为华官收放耳。鸿章前复总理（衙门）公函云:‘难保无他日占据’，果有是说，全在中朝衡夺，履霜坚冰，殊为隐患。”（《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页46。）10月1日，他谈到英法联军驻防宁波的情况:“该城两面滨江，洋船甚多，城内全靠西兵，当能自存，惟后患则不可思议。”他竭力主张让左宗棠“速分一将二三千人前去，徐图挽救，庶粤人（太平军）可尽去，洋人之权可渐分，此城终不致竟为异域耳。”（《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2．页3（参郑1，页44）。）随着与洋人交往的增多。李鸿章逐渐认识到，西人来华，意在谋取商业利益，并不在于直接的领土占领。（根据史学家刘广京的研究．李鸿章至少在同治二年春就有此种认识．参见刘广京:《儒家爱国者》 （Liu kuang—ching，The confucian Patriot and Pagmatist:Li Hong—chang’s Formatic Year。1826～1866），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0卷（1970）．第30页。）但他同时亦认为，“若辈贪利狡猾，究其国之君臣未有占我土地之意，仍视我兵将之强弱为向背。”（《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3．页34。）“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3．页13。）

既然西方在中国的作用和地位，完全“视我兵将之强弱为向背”，那么，要把握上海等地战局的主动权，在李鸿章看来，首先的一条，就是要维护淮军的独立性，“未便……以中国之兵听外国之令，”在战守攻防，尽可能独当一面，“不与外国人搀杂”。抵沪不久，李鸿章就设立了自己的防区和防线，“鸿章所带水陆各军，专防一线，专剿一路”，“无论军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出队帮忙，渠固不可无技心，陆路迎敌交仗，断非洋兵所宜，鸿章亦不敢求他，既输下气，且长骄志。”（《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页24、15、29、25。）面对洋兵精良的装备，李鸿章敢于坦率地承认实非中国所能及，“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2．页47。）“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页20。）在短时期内，“尽改旧制，更防夷军，”并通过数次攻战充分地显示出淮军的实战能力，从而使英法联军在上海外围战告一段落后，就践约退守上海租界，（参见拙作:《湘军集团与借师助剿》，《史学月刊》1988年第6期。）而常胜军亦一反骄矜之常态，“帖然服从李之节制”（梁启超:《李鸿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页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