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这样，才能进退自如，掌握时局的主动权。正是从此出发，李鸿章把“练兵制器”看作“保和局”、“御外侮”的一把双刃剑。1872年1月，内阁学士宋晋疏请停造轮船，李鸿章即撰奏相驳:“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我中土”，“彼之有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制于百数十年间，而凌被于中国已如是之速，……日本小国耳，近与西洋通商，亦添设铁厂，多造轮船，变用西洋军器，彼岂有图西国之志，盖为图保计也。日本方欲自保，而逼视中国，中国可不自为计乎，”他呼吁道:“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李集》．《奏稿》．卷19．页48。）李鸿章在力主保和局的同时，坚持不懈地练兵制器购船炮，并派学生出洋学习军事技艺，为实现其“明和局阴战备”的策略方针，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采用远近交攻的合纵连衡之术，使强敌相互对立和相互牵制，以维持中外相安局面的“以夷制夷”论，构成了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

“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处理对外关系的政策，导源于春秋时代“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至战国时代，七雄并立，苏秦、张仪积极推行合纵连衡之术。合纵者，联合六国以攻一强秦；连衡者，事一强秦以攻众弱国。西汉以后，当中国的势力开始向亚洲腹地伸展时，儒学者们在理论上的议论，以及在处理对外关系上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运用“以夷制夷”的重要性。鸦片战争期间，这一政策又被重新提了出来。林则徐主张:允许其他国家象英国一样与中国通商，以便牵制之。阮元建议利用美国钳制英国。（《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页21～22。）魏源则主张:在陆上与俄国结盟，以威胁英属印度，甚至越南、缅甸和尼泊尔；在海上与法国和美国结盟，从而构成对英国的联合攻势。（魏源:《海国图志》，卷2，页1。）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以夷制夷”的设想，其目标仅仅是希冀影响那些在华的西方官员和商人，还没有人想到通过他们去影响远方的欧美各国政府。而李鸿章在同光年间根据资本主义强权政治和竞争这一复杂的国际形势所发挥的“以夷制夷”思想，在主观上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他深知外交需要以实力为后盾，而中国缺乏这种实力。在强敌如林的局势下，要想在国际大家庭中争得一平等地位，就得制定一种有效的方略。为此，他“虑敌忧心常悄悄，盈廷聚讼自断断，东联孙策防寒齿，北拒曹瞒恐接畛”，竭力想借助传统的合纵连衡之术，并结合西方均势理论，利用各国矛盾，甚至通过结盟一强国的方法，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1870年，日本政府遣柳原前光来华求订商约。李鸿章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日益显示出“御侮和扩张的雄心和实力”，“该国与中国最为邻近”，且与中国同文同种，“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因此，他建议，“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以备联络牵制”。（《李集》。《译署函稿》．卷4．页30；卷2、页33；卷2，页33～34；卷1，页3～4；卷6，页4～5；卷3，页6；卷4，页31。）次年1月，李鸿章奏道:“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究其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故“不如就其求好之时，推诚相待，俯允立约，”既“可冀消弭后患，永远相安，”又可设法“牵制”西洋。（《李集》．《奏稿》．卷19．页44～46。）1875年，英国公使威妥玛利用“马嘉理事件”，加紧勒索在华权益。李鸿章有意将此次谈判与修改《天津条约》通商条款问题结合起来，以此来吸引各国政府对中英谈判的注意。与此同时，他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有关国家的公使，了解到英国正参与土耳其战争，“英朝廷亦不敢开衅”，因而增强了与之抗争的信心。李鸿章乘英、俄、德、法、美、日、奥等国公使齐集烟台避暑之机，以慈安皇太后万寿圣节的名义，邀请各位公使参加盛宴，既联络了“情谊”，也造成了“无确实凭据，擅请将大臣提京为非”的公论，从而使威妥玛不得不放弃某些索要，打开了谈判的僵局。（《李集》。《译署函稿》．卷4．页30；卷2、页33；卷2，页33～34；卷1，页3～4；卷6，页4～5；卷3，页6；卷4，页31。）外人评论李鸿章在此次谈判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他本人亦对“以夷制夷”的效能“深信不疑。”（濮兰德:《李鸿章传》J．O．P．Bland，Li Hung chang）．伦敦1917年版，页140～1。）1876年初，日本以武力迫使朝鲜订立《日韩江华条约》，承认朝鲜为自治国。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改设冲绳县。同年8月，李鸿章致函朝鲜当政者，运用均势原理，规劝其“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以免为琉球之续。他写道:“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以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并强调:“彼日本恃其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废灭琉球一事，显露端倪，贵国不可以无备之。”（薛福成:《庸庵全集》，《外编》，卷3，页41。）甲午战争以后，李鸿章把抑制日本侵略野心的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俄国发起“三国还辽”事件，更使他对俄国政府的“诚意”深信不疑。于是，由前期的联英策略转变为一意联俄，并最终根据清廷的旨意，与俄订立了中俄秘密盟约，即以日本为对象，承认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可以横贯中国东三省北路，直达海参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