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门五哲之名，均见于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同一内容又见于《章太炎年谱长编》，其文曰:“梁卓如等昌言孔教，余（太炎，笔者注）甚非之，或言康有为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38页，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

1893年，孙中山慕康长素之名，托友转信致结交之意。康有为回复说:“孙某如欲结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数年后，康梁王（照）徐（勤）等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避地东京，孙中山也正在东京，遂三番五次约见康有为，康有为均避而不见（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二、成于斯，败于斯

康有为这种王者之气和戊戌变法的失败有着极大的关系。

康有为认为天下者，我的天下；责任者，我的责任；使命者，我的使命。所以当“英西shǎn＠③，日东眈，法南瞬，俄北瞰，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注:康有为:《强学会序》。）时，康有为就毫不犹豫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领导变法的历史重任。他积极奔走呼号，呕心沥血著述，虽一再受挫，却不遗余力，义无返顾。可以说，没有这种王者之气，就没有他那种神圣的使命感和崇高的责任感，也就没有那种气魄和胆略，也自然不会有那一介布衣书生领导的旨在“大变”、“速变”、“全变”的全国规模的变法维新运动，不会有一场波及全国的影响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

但是，这种从历史深处而来的王者之气，对戊戌变法运动也有不容忽视的副作用。康有为的王气，同时也隐含着不许他人任天下的霸气和轻视“群氓”的个人英雄之气。这三气又助长了他的骄气、虚气和躁气。而诸气的综合作用，酿成了康有为领导戊戌变法失败的个性因素。

1895年1898年这段时间，虽是中日甲午战争新败之后，却是改革的大好时机。此“好”之涵义有二:

其一，此前虽有一些人开始主张变法，但其变法的时机却远未成熟。50～80年代，从当时国际形势看，中国变法的榜样日本、俄国、德国、意大利之变革或刚实行不久，或虽已取得成绩，但其时效还需要一定时间方可显示出来。如1868年的明治维新，若不经甲午一战，中国朝野怎会认识到其作用原来如此不可估量？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成功恰在此时开始令世界各国所瞩目，也令中国朝野震惊。

其二，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之战，终于使中国朝野认识到所谓同治中兴之不足据。要求得国家富强，必须另寻新路。可以说，甲午战败后的中国，求变是中国人的共识（注:袁伟时:《慈禧和康有为的两面性剖析及其启示》，《东方文化》，1998年第1期；又《新华文摘》，1998年第5期。）。

这个好时机，对康有为这个维新变法的领袖而言，最重要的是当时举国上下要求维新变法这个共识的形成（所谓变法共识形成，当然不否认刚毅之流宁可亡国，不可变祖宗成法的谬识之存在）。

从当时清朝最高统治者看，光绪帝之维新变法要求自不必说（实际上，光绪帝出于种种动机，变法要求实在是太迫切了）。即使是握有最高实权的慈禧太后也是穷极思变的。

下面是两条广为引用的史料。其一，慈禧归政后，虽在颐和园颐养天年，但“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汤志钧著，转引自《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第一版。）这条史料出自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其二出自恽毓鼎记载的史料:“上既亲政，以颐和园为颐养母后之所，间日往请安，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注: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同引上书。）这种情况也可以从翁同hé＠④稍有不中慈禧之意便被罢黜一事证明之。这些材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当时真正掌握朝政的是在颐和园“颐养天年”的慈禧，而决非“既亲政”的光绪帝。这同时也证明了光绪帝所有推新变法的举措，都是经慈禧首肯的。否则，变法运动决不会在慈禧鼻子底下搞下去。这说明清政府两个最高统治者都是倾向甚至主张变法的。

虽然按照当代现代化理论来说，清政府决非一个以现代化领袖为首的决策集团，但至少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一些现代化改革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