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当时清政府最高决策机构中的核心人物。其一为翁同hé＠④。翁曾先后两度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更在同治年间，又兼作太后师。如此算来，翁和同治、光绪、两宫皇太后（慈禧、慈安）均有师生关系。甲午战争后，主战的帝党势力上升，并演变为主张变法维新的政治力量，而帝党重要核心人物即翁同hé＠④。朝廷为了表示对其恩宠，于翁六十岁大寿时，特旨赐寿。

翁同hé＠④对变法维新而言，地位是如此重要，康有为自然是心向往之，且必欲引为奥援而后快。那么翁同hé＠④对康有为是何看法呢？他究竟给了康有为多少支持和帮助呢？这个问题曾被翁同hé＠④删改日记和康有为虚构自编年谱弄得扑朔迷离。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翁同hé＠④是朝廷重臣中支持变法最力的人物。在变法这个大方向上和康有为是一致的。

第二，虽然翁同hé＠④对康有为的大才非常器重，但他又认为康有为“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注:引自《翁文恭日记》，1925年版，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祖诒狂甚”“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直说经家一野狐禅也，惊诧不已。”（注: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第305至309页，岳麓出版社，1999年版，光绪二十年五月二日记注。）考诸康有为“语太讦直”之语，“狂甚”之态度以及当时学人对《新学伪经考》之反应，可知翁同hé＠④之心态是真实可信的（注:《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八月记载:见《新学伪经考》，类病狂者所为。同一反映又见于孙宝暄《忘山庐日记》第232页。）。所以，综观整个变法过程我们可以肯定，翁同hé＠④并未尽力支持帮助康有为的变法活动。其原因不是政见上有根本差异，而是惧怕因康有为轻狂躁进而贾祸，也有反感其狂妄的感情色彩羼杂其中。

当时清政府最高决策机构中的另一核心人物是李鸿章。甲午战败，李鸿章被开去直隶总督一职。此时的李鸿章亦欲思变，有仰慕强学会之心。但是当他“以三千元入股”表示支持强学会时，却遭到康有为师徒的严拒。这和几年后拒绝孙中山所表现的个性何其相似！从康有为的一贯主张看，他不是没有民主思想，然而他的民主思想似乎只是用作反对慈禧专制的工具和号召士大夫的旗帜（手段），并没有把民主当作一种政治理想（目的）来追求。

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主体的第二层次是现代化精英和利益集团。在这方面，支持变法的人从比例上看虽然不算多，但也不可忽视。“强学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早年发起的政治团体”（注:《戊戌变法史》第128页。）。“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帝党相结合的一个政治团体”，是旨在推动维新变法的组织（注:《戊戌变法史》第128页。）。我们且看强学会的支持者是一些什么人。强学会成立之初，先由翁同hé＠④为强学会划出预算，再由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房子作为会址。更有大学士王文韶（时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之各捐资5千元。还有现役军官如淮军提都聂士诚和毅军提都宋庆也各捐数千元。当时的强学会周围几乎麋集了所有在京的精英人物。这些人中，张之洞是当时中国有权势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员，时任南中国最重要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包括当时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和南京。张之洞地位之显赫、权势之显要，地方大员中无可出其右者。张之洞对维新变法的支持固然是他好大喜功，标新立异的个性使然。但更重要的，也是出自于他对时局和政局的见识（注:有人曾经专论张之洞在湖北的政绩和辛亥革命的关系，认为张之洞在湖北的政绩的确奠定了辛亥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才等各个方面的基础。见黎仁凯、钟康模著《张之洞与近代中国》第6、7章。）。故他对康有为的推崇支持也是出自至诚。康有为1895年10月被张之洞接到南京一往20天，成为张之洞的座上宾。此时，上海强学会成立，其机关报《强学报》创办，都是张之洞支持的，《强学会序》这篇重要宣言也是康有为起草后以张之洞名义发表的。当时张之洞在中国的地位不必多说，单是他13岁中秀才、16岁中解元、26岁中探花这一点就够他在那个时代自豪的了。但张之洞对这个比他小21岁的康有为却曲予优容，宠爱有加。按常情推断，康有为应该有知遇之恩吧。且看康有为自道:

“入江宁后20余日……隔日一谈，每至深夜。香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星海来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注:《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

“隔日一谈”，“每至深夜”，其关爱之殷殷；“频劝”、“又使”、“来劝”，其忠告之切切，能不令人感动？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张之洞劝康有为勿言孔子改制之说，以免因学术分歧导致政治上的被动，不啻为睿智之忠告。但康有为竟全不把张之洞放在眼中。唐德刚先生提到此事时说，“这篇回忆还是他（指康）失意后追记。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其猖狂的态度，可能更甚于此。”这种拒老前辈兼同盟者于千里之外的态度，不能不影响到变法队伍的巩固和扩大。唐德刚先生说:“当年支持强学会的这批人，实在是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他们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于当时保守派中的徐桐、刚毅和荣禄等人，这种集体力量之未能发挥，实在是和“强学会的崩溃血肉相连的。”（注: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第305至309页，岳麓出版社，1999年版。）而这个结果之出现，康有为的霸气王气骄气虚气等个性因素的消极影响岂可辞其咎！